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与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资本—技术—劳动力”分析框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该研究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资本供给、驱动技术创新和引导劳动力回流,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要素支撑。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加快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环境、加强政策支持、提升农民数字金融素养等举措,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赋能效果。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探讨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力配置能力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区域视角看,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本配置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加依赖数字经济的劳动力配置效应.为进一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当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服务应用,因地制宜完善各地数字经济和资源配置政策,努力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要素集聚、规模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描述了我国省级层面劳动力和资本空间集聚的程度和现状,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动态DEA的Malmquist指数对我国省级层面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要素集聚、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量化研究。笔者发现最近十多年来,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速度均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要素集聚的规模效率增长为负,而中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增长为正。我们认为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要素集聚过度的特征,从而导致规模效率下降。因此,合理引导要素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促使要素在区域间有效配置是提升集聚经济的规模效率和推进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手段之一。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金融能否平抑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内生技术进步与双重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综合考察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繁荣期，数字金融能否起到“经济稳定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发挥“经济稳定器”效用，平抑经济波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数字金融的作用机制不同。在经济衰退期，部门间金融摩擦缓解效应发挥主要作用；在经济繁荣期，部门内竞争加剧效应发挥主要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数字金融发展初期，技术迭代引发金融创新的速度超出市场自我调节的承受范围，可能会引发经济不合理增长，加剧经济波动。因此，金融监管部门既要鼓励数字金融充分发展，发挥其稳定经济运行的积极作用，又要加强行业监控，防范数字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衡量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科技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及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对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同时,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为促进科技金融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与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文章使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农业生产相关的数据和北京大学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各分维度指标的门槛效应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数字化程度指标存在“倒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支付指标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而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其他分维度指标存在“倒V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存在“左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维度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倒右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经济增长、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角度,阐释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并选取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发展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均为正,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更显著。据此,我国应着力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整体质效,重点推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有效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中部地区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改革后,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可归结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结构不合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原因。要大力发展区域中小型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异质性与机制——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从理论上厘清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DID的政策评估,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结构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环境对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国家进一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策略、持续优化制度环境等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

本文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差异。从贷款投放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来看,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省份的效果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效果较差。对于资本投入相对不足的西部地区,要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移;对于资本积累充足的东部地区,要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提高经济效率。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绿色金融作为推进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双碳”目标，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283个地级市样本数据，以2017年绿色金融试验点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并且碳减排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著；作用渠道研究显示，该政策可通过促进实质型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碳减排，而偏向型技术进步、FD I技术溢出效应只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起调节效应；在异质性检验中，政策在中部地区的实施效应最显著，但在西部地区并没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积极推广试验点经验、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加强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制定并完善区域间金融发展的信息共享机制等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具有积极的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的结果上,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能够缓解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     

数字金融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数字金融指数,从理论和经验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地区创新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于地区平衡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信贷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可通过提升技术成果的市场化转化程度和提高非国有经济占比促进地区创新,可通过提升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而推动产业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不同发达程度、不同境外投资占比和不同国际化程度的地区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政府关注程度的上升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1 453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县域经济韧性,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县级经济韧性水平。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东部县、大型县和金融排斥程度较强县的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较大。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弱时,对县域经济韧性促进作用较小;而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跨过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后,其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明显增强。为此,本文提出加大数字金融普及力度、鼓励科技创新、结合县域特点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同时也需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互作用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中介效应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