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关注，这是因为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强烈地、持续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磨难”，引发了种种偏离现代化追求初衷的社会后果。在探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时，一个不能回避的实质性追问是，如果物质现代化的实现不能够导致精神处境的普遍改善，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精神基础?     

文化变迁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

社会文化的建设发展与教育息息相关。本文从文化变迁角度考察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通过对古代传统文化、近代西方文化、“五四”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文化几个文化阶段的分析,透视出文化变迁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     

“综合创新论”与传统和谐文化的科学继承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的资源性作用,继承和弘扬传统和谐思想的合理内容与精华。作者认为,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和方克立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对于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即一方面要系统总结和认真阐发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充分发掘传统和谐文化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同时汲取西方“和谐”思想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赋予传统“和谐”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融合。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对接,创造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塑造

荣辱观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光荣与耻辱及其社会价值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的要点在于“化”字，“以化成天下”。所以，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塑造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应是培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长效之路。     

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现代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主题,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现代文化体现在思想文化结构中。可以从科学技术文化、市场体系的规则文化、商业文化和人文文化这四个层面来分析这一文化结构。在现实生活中,应注重普遍的、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形成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吻合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以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为轴心统摄各种文化因素。     

论传统文化与当代农村养老

任何养老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养老,任何养老都体现出一种文化的特色。我国农村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农村的养老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念有利于维持传统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却妨碍着现代养老方式———养老社会化的推进。在新时期,必须以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为核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创农村养老的新局面。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论高校道德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形成了从未间断的深厚而独特的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对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具有深刻影响。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化功能导入高校道德教育过程中，从内源发展中寻找解决当代大学生较为突出的“知行脱节”问题的方法，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是高校道德教育的一项有益尝试。     

融会中西文化，致力传统更新——论聂华苓《三生三世》中的文化心理

在二十世纪，大批中国海外知识分子接受到西方文学艺术，同时他们所受的传统文化之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本文阐述了以聂华苓为代表的一代中国海外知识分子对艺术的追求和对传统为根的肯定。聂华苓的“三生三世”，即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传奇般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作为一名走出国门的中国女性思想上的冲突和抉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西方文化扩张与文化的“泛西方化”

19世纪末，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囊括在西方经济秩序、政治模式和文化系统之中，这个“泛西方化”潮流把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使人类历史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这个“泛西方化”时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他文化也对西方文化扩张有不同的反映。因此，我们除了历史的眼光外，还必须具有这种洲际的文化展望，才能把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阻滞力看清楚。     

兼容与创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司法文化

如何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司法文化,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我国现行现代法治建设中始终要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与西方外来司法文化的碰撞中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文化,就必须将兼容性和创新性贯彻司法改革之中。     

建设和谐文化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建设和谐文化，是我们党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笔者认为，和谐文化要具有先进性，体现传统和时代特色，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这是一个系统复杂的伟大工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实践，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软实力”视野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也是“软实力”的重要维系力量。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向心力;推进社会主义乖谐文化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凝聚力;继承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支撑力;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与发展,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竞争力。为了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效,需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注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互动性和整体性。     

恶搞传统文化之精髓将会导致精神荒原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西方各种文化思想滚滚涌来，人们的生活方法，思维方式都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大众文化迅速发展，文化恶搞也随之而来，肆无忌惮毫无边际。而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是我国生存之根本所在。恶搞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将会导致中华民族出现精神荒原。本论文简单介绍文化恶搞的现象、含义、原因，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性，从两个方面，即历史溯源和从现在走向未来，来论述恶搞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将会导致民族精神荒原。     

加强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不仅需要经济手段、行政法律手段，而且更需要文化调节手段。加强文化建设，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扬优良和爱国精神，提倡艰苦奋斗，汲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精华，形成中国物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管理文化中的“儒家命题”探析

在文化研究、特别是世界跨文化比较思潮中,儒家管理文化锋芒渐露、迅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表明,新儒学文化的发展对于东方管理文化价值观的崛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必然内在要求与主要组成部分。以儒家管理文化的国际性历史比较为研究视域,本文尝试分析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对于管理文化理论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继承、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等重要关系问题的有关思想．以揭示管理文化中的“东方改制”及其作为核心论旨的“儒家命题”之当代意义。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通相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要借鉴吸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积极进行创新和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返本”与“开新”

中国提出的文化软实力和美国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有着本质区别。文化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各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返本",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开新",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能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回归自然，诗意生存——论生态批评的内涵构建

在西方，“自然”（Nature）一词有两种基本含义。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主要指“本性”；到了近现代，主要指“自然事物的总和”，即“自然界”。从“自然”一词词义重心的转移可以看出，在西方近现代，“自然”的“本性”含义被“自然界”的含义所代替。这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伴随着“自然”一词“本性”含义的逐渐丧失和人们对于自然之本原的无穷追问，人的自然天性也逐渐丧失，从而导致人性危机。人性危机导致人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使人产生物欲膨胀价值观、科技至上发展观和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等理念误区，最终导致了自然生态危机。因此，生态批评应把回归人的自然天性，弘扬生态文化、树立生态意识以及建设人的精神生态、诗意地生存这三个方面作为自己的批评内涵。     

青年“文化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观念困惑与价值选择

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潮头,面对社会转型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剧烈变化而困惑、失落、冲突和激越。对青年“文化人”来说,神化市场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逃避现实的“文化回归”、“传统复兴”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现代社会所需要并将造就的将是既有执着的人文精神、又有深刻的现实理性,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的新“文化人”。     

试析"三个代表"与"‘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关系

“三个代表”与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批判地吸收了西方法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在社会治理上表现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社会治理上也必须实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