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以F_α系列贫困指数为例

政府在对贫困人口实施收入救助时,通常以追求目标群体贫困最小化为出发点.同时,政府常借助于贫困指数来评估贫困和反贫困政策效果.对收入相异的贫困人口而言,实际能否得到救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评估方法和约束条件.基于此,探讨了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看,我国应采用Fα(0＜α＜1)指数作为贫困评估方法,以实现Type-pr类反贫困政策.     

精准扶贫视角下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瞄准性比较

本文以国家卫计委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收入贫困和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从多个角度对测度识别结果开展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测度识别方法在贫困瞄准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收入贫困的瞄准性存在局限,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贫困的全貌和内涵,多维贫困识别能够弥补单维收入贫困识别瞄准性不强的短板,如果将收入维度纳入多维贫困识别矩阵,则能够显著提升多维贫困识别的覆盖率并降低对收入贫困的漏出率。因此,在中国现阶段的扶贫实践中,精准扶贫效率的提升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方法,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增强对贫困发生维度的瞄准性,有效提升精准扶贫效率。     

“环京津贫困带”新农村建设初探

以河北张承地区为代表的＂环京津贫困带＂长期贫困落后,对京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存在潜在的影响。此类地区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通过转变思想,主动接轨,服务京津,建立资源环境市场化机制,依托项目,统筹谋划,加快区域新农村建设,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保障京津都市核心区的可持续发展。     

“错位”还是“精准”:最低生活保障与农户多维贫困

该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实证分析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能有效改善农户多维贫困。通过解释机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不但存在"瞄准错位"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福利依赖"现象,进而弱化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机制与退出机制,更有利于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反贫困效应研究——来自中西部五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年中西部五省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对中国农村低保的反贫困效应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低保显著降低了实保样本的贫困水平,但其对总样本和应保样本的减贫效果则不太理想。覆盖率低、瞄准偏误高,以及救助水平不足严重限制了农村低保的减贫效果。而导致这些限制因素的原因则包括地方财力不足、低保管理模式不当、农村配套社保政策不完善,以及家计调查中存在的测量误差等。政策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低保反贫困效应仍然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建立精准识别机制将是改善农村低保减贫效应的重要途径。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美收官,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后扶贫时代”的过渡阶段,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减贫治理的关键核心。当前针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发展、问题特征、产生原因、测算标准与治理路径等方面学界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较多观点冲突与激烈讨论。目前就相对贫困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存在实证匮乏、范围粗略、体系简陋等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从接续研究、机制构建、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历程、经验与展望

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比大,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建党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消除农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久久为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消除农民土地生产资料绝对贫困到解决农民生活资料绝对贫困,中国实现了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伟大目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总结提炼其中的理论结晶、治理方略和宝贵经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可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转型期的城市贫困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贫困人口一直是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对象之一,因而贫困问题的恶化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社会福利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又引起了新的贫困。中国近年来城市中的贫困现象是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同时发生的,具有其自身明显的转型期或过渡期贫困的特点,主要是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由经济体制、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等各种因素所致。因此,我国应采取更加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缓解贫困;循序渐进,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逐步实现社会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使国家、家庭、企业、社区和志愿机构等都成为社会福利的供给者;同时,加大教育和就业培训力度,建立以工作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加快社会福利的法制化进程,维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     

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

对一个转型社会来说,贫困是由于导致贫困的"制度",后者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等因素共同形成一种具有循环累积性的"联动机制",最终使农民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权利,陷入制度性贫困状态。此外,社会转型也将导致原有产业、就业结构乃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使原来适应于传统社会的人们不能适应于转型过程中及其转型后的社会,进而演变成马克思意义上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者。要打破这种制度性的"贫困锁定",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就是在农地承包制的基础上重建合作经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金融,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并同时在农业内部发展更多的非农产业。     

农村改革政策与妇女贫困——一种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

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创造农业总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加重了农村妇女的相对贫困程度.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农民家庭收入大幅提升,实现了农业生产活动向女性化的彻底转型,但土地资产男性分配的传统模式未曾动摇,使女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步伐滞后于男性.“一孩半”人口政策暗含着“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思想,成为维持农村“男尊女卑”的工具,女性的权利、能力在出生时就被忽略并持续到老年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使农村妇女的社会权益、经济利益被家庭/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替代,农村妇女陷入比改革前更艰辛状态.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和农村反贫困政策,需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寻求男女两性之间权利、责任、义务、机会和资源的平等而不是“男女一样”.     

读《贫困与饥荒》 看“丰裕中的贫困”

丰裕中的贫困一直是世界关注的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中给出了识别、治理“丰裕中的贫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本文在对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中国治理贫困的启示.     

贫困、不平等与民主:拉丁美洲的经验

贫困与不平等广泛存在,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这不仅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后果,而且还造成了新的贫困。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障碍,比如教育机会不均,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城乡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扶“志”还是扶“智”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扶贫重心逐步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本文通过多年收入来确定相对贫困线,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VEP模型测度城乡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于内生动力是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智”与“志”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智”与“志”的作用。为克服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使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下,以教育为代表的“智”都能够有效降低家庭成为相对脆弱性家庭的概率,以对未来信心为代表的“志”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高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志”对于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变得显著,而“智”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关于推进“环首都贫困带”扶贫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河北省持续加大扶贫投资力度,但总体效果还不是十分理想。本文针对环首都贫困带的现实状况,提出破解环首都贫困带扶贫困境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中的制度因素: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与金融发展"这一新的理论命题,并利用跨国截面数据系统地检验了该理论.从国际经验来看,产权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利益集团力量都对金融发展有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只有进一步完善产权、法律以及信用等制度才能推动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的贫困治理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历程与基本经验

马克思的贫困治理理论源于他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源于他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贫困治理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吸收.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制度—生产力—个体"分析框架总结了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实践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