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吗

本文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决定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较城镇居民低,其消费较城镇居民更加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最后本文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和政策含义进行了分析。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影响机制和政策比较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性特征，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对产出、通胀、私人消费和投资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测算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影响机制和政策效果，本文建模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家和工人家庭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和所得税减税以及转移支付五种类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分别计算了五种财政政策乘数。本文的结论显示，各类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均起到较好的总需求刺激效果，但在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的政策效果更为突出；政府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减税、转移支付政策虽然短期刺激作用更为明显，但由于存在挤出效应以及削弱投资和资本积累，在长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政策有效持续期也较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更短。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Barro-Ricardo等价之谜的中国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居民消费跨期最优化分析框架,从理论及实证角度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及私人消费支出与政府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以中国为例,在李嘉图等价框架下从经验角度考察了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短期内,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增加。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通过征税来增加政府支出相比,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效应更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中,政府支出将完全挤占居民消费支出,因而支出政策不宜用于实现政府的长期经济目标。     

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最优消费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下,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中居民所特有的消费特点,将政府民生支出引入最优消费函数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政府民生支出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后,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倒V字形影响;(2)政府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3)投资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转移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替代或互补——基于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的实证

以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为基础,笔者构造了一个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78年～2004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在长期内,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即政府支出挤占居民消费支出.因此,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增加居民消费以提高社会总需求;但在长期经济均衡时,政府不宜采用支出政策来实现长期经济目标.     

改革开放30年我国政府支出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

本文利用时变参数（TVP）模型考查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支出对城乡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30年来,我国政府支出对城乡消费存在着较强的引致（挤入）效应,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强于对农村消费的引致效应,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在财政的分类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对城市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则经历了一个由挤入到挤出的转变;民生支出对城乡消费均有引致效应,且对农村的引致效应略高于城市;部门经费支出对城市消费存在挤入效应,对农村消费则存在着挤出效应。     

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将消费税、投资补贴、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及投资补贴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减少资本收入税的作用力度最大,但可能使经济大幅波动;减少劳动收入税,可对经济起到微调作用;增加投资补贴在刺激投资的同时却抑制消费;减少消费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本文在构建模型时还将政府支出引入了生产函数,认为其亦具有生产性,并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入效应"。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结构性减税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必要的,两者都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对债务或赤字的调控则应具有长期视角。     

贸易开放、引致性就业调整与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规模变动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政府支出规模变动?补偿假说和效率假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本文通过强调Rodrick模型忽略的就业调整及调整成本,在指出已有文献得出相互矛盾结论症结所在的同时,还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不同细目特点各异,而且不同细目的名义与实际规模也存在不同变化趋势;贸易开放促进了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转移支付支出效率的提高;除了政府支出计划性和规模变动的惯性外,实际投资性支出规模的变动主要由预期风险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和贸易引起,实际消费性支出规模的变动则是由贸易引致的负向劳动力流动、地区规模和抚养率引起,而显著影响实际转移支付规模的除预期风险引致的正向劳动力流动、贸易、抚养率外,还包括城镇化率和Wagner法则。因此,我国贸易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应尤为重视贸易、预期风险引致的不同向劳动力再配置对政府实际支出的无谓消耗。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

政府支出的增加之所以能够引致居民消费的增长，是由于政府支出具有乘数效应。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     

私人消费、地方政府支出与政府偿债能力——基于面板模型的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检验

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存在与否的争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经济增长“消费驱动”的诉求下,财政政策与消费的影响分析更显重要,本文通过加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了“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而低偿债能力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却存在挤出效应。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动态演变——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考察

本文利用时变参数(TVP)模型考查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水平的变化。结果显示,三十年来,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一直都存在着促进效应,但影响水平却经历了一个倒V型的变化;对城市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强于对农村消费的促进效应,且在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促进效应,政府行政与事业经费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对消费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促进效应。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贫困治理视角

为了厘清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出扶贫效应和投资性支出的增收效应;其次,构建包含两类家庭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揭示财政支出政策治理非李嘉图家庭相对贫困的经济机理;最后,构造"相对贫困指数"以评估财政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扶贫)支出政策具有迅速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是对非李嘉图家庭工资收入存在"挤出"效应;虽然积极的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挤出私人投资,但能有效提升非李嘉图家庭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良好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积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会刺激短期需求、促进就业、拉动总产出增长,从而增加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减少相对贫困,但是,长期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及投资性支出.因此,"精准导向"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     

预算约束下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

与以往研究忽略预算约束面影响的传统不同，本文运用中国省级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第二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负效应；第三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正效应。在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应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实。     

我国GDP长期增长中公共支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VAR模型系统分析了政府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投资(包括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支出与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政府收入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为正,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短期无显著影响.从长期看,政府消费支出、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解释力,而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解释力则较弱.     

转移支付形式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吗?——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

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财政垂直不平衡,转移支付成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税收竞争框架为基础,讨论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产生的收支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决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收入决策.对转移支付细分后发现,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支出效应要大于后者;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行为都存在正向影响.文章为完善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参考.     

财政支出类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力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民生支出的经济事实,构建了包括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政府支出在短期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效力不具持续性;投资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且其政策效力取决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中长期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支出,而且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应当将减少消费性政府支出、转变投资性政府支出的思路和方向、增加人力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以此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财政支出、经济外部性与政府双重角色转换——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将政府财政支出分解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建立了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非线性替代关系函数。将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和公共消费性服务的双重角色加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不同经济结构下政府的双重角色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弹性系数正在变小,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逐渐消失;在合理监管下,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财政消费性支出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