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流通与业绩改进——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我国2003～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改公司全流通前后股权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流通后样本公司的业绩水平有显著改善,但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善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尽管全流通后最终控制人利益实现方式的改变对业绩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作为控制人控制企业主要途径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全流通后与业绩呈现出显著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效果则在全流通后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大股东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控制公司显著增强,在国有控制公司则无显著变化,而流通股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正面影响在两类控制公司中均有所减弱.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控制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77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存在N型曲线关系,但是这种N型曲线关系在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上表现不稳定;②股改前,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而与公司价值存在N型曲线关系。股改后,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一大股东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利用2002年在深沪两地上市交易的1181家上市公司的02~04连续三年数据,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法人股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法人股比例则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     

浅议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动机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大股东愈发关心所持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值,会采取一些行动来稳定和提升公司股价.股票增持是大股东比较热衷于采用的方式之一,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热潮不断涌现.本文主要探讨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动机,以期对丰富公司治理理论,完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运作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等提供一定的有益参考.     

公共治理、公司治理与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我国2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整体上大大提高了各地的市场化程度，但上市公司与其大股东的内部市场运作依然普遍。本文从内部市场的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功能双重视角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对我国2000-2005年6271家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市场运作与其所在地区市场环境的不发达程度、大股东的集团控制和一股独大等特征及其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程度显著正相关。效率促进、大股东掏空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是大股东内部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同时具有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功能，进一步发现，公共治理功能在内部市场中是第一位的，公司治理从属于公共治理。     

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决策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股份回购的频率和回购金额，但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影响这一关系，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回购的正相关关系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现象。按照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在25分位数以下和75分位数以上的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股份回购会损害公司价值，而二股东的股权质押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资本金融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的数据,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来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发挥实质性治理作用,而当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时,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和改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非国有股东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弱以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一条可能路径,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学术研究.     

境外大股东持股与股价同步性研究

以2006-2010年的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种方法分析境外大股东与股价同步性的关系。结果发现：首先,境外大股东在来源地方面具有显著的地缘特征和经贸关系特征;其次,行业不同股价同步性呈现出较大差异,如采掘业、金融业的股价同步性很高,而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相对较小;再次,境外大股东持股与股价同步性呈显著负相关性;最后,来自非港澳台的直接境外大股东对股价同步性有更大的影响,而直接境外大股东是否为金融机构差异不明显。     

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

前期文献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对债务契约治理效应的研究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在债务契约约束下没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而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做大盈余。本文同时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两个方面考察了债务契约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债务水平越高,两种盈余管理程度都越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控股公司负债水平对应计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但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负债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显著正相关。这个研究结果是对已有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使经济活动偏离最优决策而影响公司长远利益,因此这个发现对重新认识债务契约的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嵌入公司终极产权的分析

理论上普遍认为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影响到公司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到经营效果。然而更具体的命题是: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公司内部的资本结构,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验证。以市场化进程为主线,基于资本结构视角,以2008—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时检验终极产权为国有和非国有的情况时,结论是否有差异。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投资效率逐渐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并且国有企业显著,非国有企业不显著。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程度受到抑制,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决策依据。     

国有股退出程度的经济后果比较——对上市公司剩余国有股价值的分析

本文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国有股退出程度的不同在经济后果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非参数检验与回归分析均表明,国有股部分退出的公司在民营化之后的业绩扭转要差于完全民营化,回归分析还反映出部分民营化后未彻底退出的国有大股东有显著负效应。在大股东并存的产权类型上,民营大股东之间的共存比民营同国有大股东的共存对公司价值提升更为有利。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兜底增持：市场反应与风险信号

兜底增持是指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呼吁员工买入本公司股票，并对可能发生的亏损进行补偿的承诺。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1)股权质押较高的大股东更具实施兜底增持的倾向，并且股价下跌压力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兜底增持的正向关系。(2)尽管兜底增持能够带来短期的正面市场反应，但股权质押会削弱兜底增持的正面市场反应。(3)从企业长期的基本面来看，兜底增持企业的绩效(ROA)与对照企业并无显著差异，而高质押兜底增持企业的绩效会显著低于其对照组。研究表明，兜底增持是股权质押的大股东缓解平仓风险的“权宜之计”,而非可靠的价值信号，高质押企业的兜底增持甚至是绩效恶化的风险信号。投资者对兜底增持的短期正面反应存在一定的非理性成分。本研究不但增加了对兜底增持的前因和效果的理解，而且发现了投资者对兜底增持的非理性反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股东减持与盈余管理

选取2006--200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进行股份减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和测度。经验证据表明管理层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时，第一大股东售出股票，通过股价上升阶段出售获利。同时从数据还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水平进行股票出售获利的水平更高，这与中国从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所造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经理人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对经理人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现有文献鲜有研究。本文基于经理人异质性的分析视角,按照独立性将经理分为一体型、依附型和独立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经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独立型经理能够对大股东掏空产生有效的抑制,依附型经理对掏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体型经理则会激励大股东掏空。同时,通过将掏空和非正常在职消费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经理人的非正常在职消费程度随着其独立性的提高而降低,经理人追逐非正常在职消费的动机越强越有可能与大股东形成合谋进而加剧掏空。本文还发现,公司价值与经理人独立性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经理人的独立性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在抑制大股东掏空及提升公司价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最优大股东数量:理论分析与现实考察

已有文献对股权结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缺乏对大股东数量与业绩关系的分析。理论研究表明,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加,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则相应降低,且存在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并使中小股东利益受损最小的最优大东数量。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数量集中于1个￣5个,且家族上市公司和股票流动性大的公司有3个￣5个大股东时业绩最好,而国有控股公司和股票流动性低的公司只有一个大股东时其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最大。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股权结构理论,而且对我国国有股减持和大股东数量的设计有重要现实意义。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通过选取我国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的业绩起到促进作用;从而为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在上市公司治理中能起到积极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于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在国有公司中较大;良好的内部控制对于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有着促进作用。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会使股东产生懈怠情绪,从而削弱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高市场化水平所伴随的复杂的经济交易活动也会削弱这种正相关关系。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是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关系的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