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教育——基于CHNS和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等级教育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采用不同数据和衡量指标的回归分析中,幼托和初中都呈现出一致的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大学则呈现出一致的阻碍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而小学和高中的作用方向波动较大,尚无一致结论。这意味着,增加对幼托和初中阶段教育的公共投入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作用可能有限。     

公共教育水平的提升如何增强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CFPS和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公共教育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仍处于较高水平。其次,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母;而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努力,无需依赖父母。第三,公共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当公共教育水平较低时,公共教育无法发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调节作用。当公共教育处于中等水平时,公共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公共教育水平较高时,公共教育对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最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提高公共教育水平、促进机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公共教育支出与收入差异关系的研究述评

个人收入与其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公共教育支出可以通过影响教育投入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收入差异。文章试图对研究公共教育支出与收入差异关系的理论文献进行述评,并指出其对中国现阶段公共教育政策的指导意义。     

基于CFPS的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FP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2010-2018年我国居民家庭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逐年递减的变化趋势,并且城镇居民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先增大再减小的趋势,中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M...     

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是衡量机会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别。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自我雇佣者等体制外部门,而来自集体经济部门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小。子代个人特征差异对体制外部门和集体经济部门的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65%,而对体制内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间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只有不到50%。同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程度差别和个人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子代收入分布的不同位置上有不同表现。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注重收入代际流动性测估研究,突出家庭资源影响因素挖掘,重视教育代际传导途径探讨,强调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分析,但本土理论建树欠缺,内在机理探讨不足,多种学科观照较少,定性定量结合不够。展望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我们要加强基础理论建设,重视内在机理探讨,强化多维视角剖析,推进质量结合探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利用CHNS数据,在测度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而代际收入弹性的提高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     

人工智能技术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基于CFP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前沿文献关注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10—2016年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父辈和子代收入百分位阶层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及流动方向,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作用。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强,并进一步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且对家庭教育程度中等、男性和非农户个体,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高、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中高地区个体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更显著促进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劳动力迁移的途径作用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因此,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教育公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等,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红利。     

收入流动性与我国居民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收入不平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大多数文献在分析收入不平等时,通常是以年度截面收入为基础进行估算的,而如果考虑到收入流动性的存在,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可能有所减小.文章的研究显示:根据CHNS提供的数据,通过居民收入5等分转换矩阵可以看出,由于收入流动性的存在,各收入层级长期收入所占份额较为接近,长期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大大低于年度平均值.文章还以Shorrocks平等化指数量化了收入流动性对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1989-2011年期间,收入流动性使以长期收入衡量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24.4％,但近年来,收入流动性出现了下降趋势,抑制了长期收入的平等化.由于收入流动性会影响到长期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建议通过深化改革公共政策和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来提高流动性,进而实现长期收入平等.     

公共教育、社会保障与收入分布

本文使用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揭示了公共教育与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布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教育能够有效地缩小家庭教育投资差距,从而降低收入差异;社会保障则通过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劳动供给、增加其有效家庭教育时间来降低收入差异。本文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同样的支出水平下公共教育调节收入差异的能力比社会保障更强。并且当存在财政预算约束时,从降低收入差异的角度来看,若财政预算规模较低则应当将资金优先用于公共教育;若财政预算规模较高则应当在公共教育与社会保障之间保持平衡。     

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基于中介效应分析的研究

教育是促进社会代际流动和个人阶层跃升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1995年、2002年、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在考虑了收入测量偏误和同住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了教育在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教育在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约为13%,低于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2)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女性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远大于男性,对农业户口群体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略大于非农业户口群体。(3)在我国1970-1991年出生的群体中,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持续减小。同时,教育的作用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呈正向变动关系,即教育的作用越大,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越高。(4)教育发挥着减缓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的作用。(5)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估计表明,不考虑同住样本选择偏差会导致教育作用的高估。研究表明,应提高教育质量及其均等化水平,并积极干预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非教育因素,以更好地实现教育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     

收入差距、公共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研究了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来消除低收入群体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信贷约束,为社会提供一个机会公平的公共教育情形下,社会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路径,并考察了遗产动机和收入税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发现,公共教育虽然短期内在一定参数水平下会导致收入差距发散的可能性,但是在长期内却能保证收入差距的收敛。     

公共支出结构对收入不均等影响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分析

收入不均等影响到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而收入公平分配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也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依据之一.影响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由于政府相应责任缺位,公共支出结构偏向,使得公共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是其主要原因.本文实证分析得出公共支出总量与结构严重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而影响着收入不均等的水平,成为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应从制度上进行公共支出改革,规范督促地方政府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不断提高对民生支出的主动性,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缩小收入不均等的水平.     

提升我国社会总消费水平途径的实证研究——基于代际收入分配视角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消费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消费不足是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基于此,使用回归模型工具对年龄、总收入、总消费支出等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范围包括22岁至70岁之间的个体,发现年龄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消费支出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会逐渐下降。最后,根据这些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促进年轻人就业和创业、加强消费引导和培育消费习惯,加强社会教育和意识形态引导等。     

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CGSS2008的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中国区(县)一级的公共支出总量不仅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还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教育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各项公共支出对收入差距幸福负效应的调节作用均对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教育和社保支出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政府应继续增加公共支出总量投入,同时重点增加教育投入。在提高医疗卫生和社保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在安排各项公共支出时应向低收入者倾斜,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感。     

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受益,孰多孰寡?——基于“服务成本方法”的受益归宿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基于服务成本方法,运用Kakwani指数、Suits系数、RSA系数以及受益集中曲线等受益归宿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我国2004年、2006年和2009年公共教育支出的受益归宿情况。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受益整体上不仅是累进的,而且是倾向于低收入家庭的,近些年来这种累进性与倾向性均渐趋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