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标准泰勒规则的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偏离估算

本文利用泰勒规则方法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偏离程度进行了估算。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并不符合稳定货币政策规则要求。标准泰勒规则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根据泰勒规则原式及稳定货币政策规则最低条件计算结果表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长期存在负的利率缺口,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缺口并不是稳定的,更不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存在着长期偏误。这对进一步理解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合理评价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金融稳定目标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未考虑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忽视物价稳定下金融过度繁荣累积的潜在风险.文章在通货膨胀和产出两个目标变量的基础上,将金融稳定以指数的形式加入货币政策目标中,对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所具有的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金融稳定和产出在货币政策中可以平稳地传导,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中的传导不平稳.(2)央行在高通胀时会增加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关注,高通胀时产出缺口的扩大对利率的影响比低通胀时要大,利率需对通货紧缩做出更大的反应.(3)如果参照未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则调控力度会被低估.(4)我国在货币政策调控中显著关注了金融稳定目标,逐渐趋于按照含有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进行操作,因此将金融稳定目标加入货币政策规则中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是有效的.     

零利率下限、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 SGE 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搭配,才能保证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全面稳定。为了应对不利冲击,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货币政策有效搭配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全面稳定。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及在我国的应用

本文首先根据我国的实际数据 ,建立和估计混合型模型 ,并以此作为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基本框架。然后在随机模拟的基础上 ,以社会福利为基准 ,计算和比较三种货币政策决策方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这三种决策方式是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最优的Taylor规则及相机抉择。同时计算与福利损失等价的通胀率变化 ,结果表明 ,最优的Taylor规则能够很好地近似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这为进一步改进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其次 ,对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特别是对目前我国盯住货币供应量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改进的方案     

股价波动、社会福利与货币政策制定——基于中国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和稳态股利水平且反映中国现实特征的DSGE模型,通过扩展的货币政策泰勒规则,考察了面对技术冲击、利率冲击和股票市场冲击时,中央银行应如何制定货币政策以保持产出、价格和股票市场的稳定,并尽可能地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考虑股价波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福利损失;中央银行存在多重调控目标时需要注意区分冲击的类型来相机抉择,在利率冲击下,货币政策应当对股价波动做出反应,而在技术冲击和股票市场冲击下,则需要在各个经济变量之间进行权衡.     

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及央行货币政策取向研究

考虑到总需求、总供给曲线和泰勒规则之间存在的内生性结构以及货币政策规则可能呈现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构建了一种关于利率、通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TVP-SVAR)模型,并进一步利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CMC)方法估计简化式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随机波动(TVP-VAR-SV)模型,通过反推得到时变参数泰勒规则的估计。据此,本文考察了我国1996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样本期内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和时变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目标的特征,而且近年来基本处于顺周期调整状态,其中盯住产出缺口参数呈下降态势;而盯住通胀目标参数则随通胀变化呈现显著的适时调整过程,近年来货币政策取向具有明显治理通胀偏好。此外,产出缺口扩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拉动效应,而且这种效应正在呈递增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富有建设意义的政策建议。     

中国近二十年货币政策的轨迹:价格规则还是数量规则

我国宏观经济在过去的20年高增长和高波动并存,2000年后波动有所减弱。文章利用1992-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价格规则和数量规则。研究发现,汇率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反应不显著,数量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反应比价格规则更显著;2000年前后货币规则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具有动态时变特征;数量规则比价格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更有效。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及在中国的实证

本文基于一个由二次损失函数以及线性约束条件构成的典型L-Q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根据均衡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解。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数据,建立和估计经济结构模型,计算和比较了不同央行目标函数下最优规则解性质与特点。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处于转型经济和通胀波动频繁的条件下,央行仅关注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最优利率规则解不能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名义锚,而扩展型的最优利率规则解具有更好的性质,可为我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考尺度。     

灾难冲击与我国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引入政府生产性支出拓展了包含灾难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分析表明,相对于不含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灾难冲击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等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在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两种情形下对比分析了我国面对灾难冲击时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应对灾难冲击时,相对于相机抉择,规则行事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较低;(2)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难冲击对消费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同时会弱化债务对灾难冲击的吸收作用;(3)引入通货膨胀惩罚(或厌恶)后政府可以更多地倚重于债务发行来吸收外部不利冲击,从而缓解相机抉择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减少经济福利损失。     

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和反应函数法首次将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于检验泰勒规则。通过计算中国货币政策中利率的泰勒规则值 ,并与其实际值进行比较表明 ,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货币政策 ,利率规则值与实际值的偏离之处恰恰是政策操作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之时。这表明泰勒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参照尺度 ,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GMM估计表明 ,通胀率对利率的调整系数小于 1 ,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 ,在这一制度下 ,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我实现机制。     

"机会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运用

本文融合"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时变中间目标和阈值效应的特征,提出了含时变产出中间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时变阈值的"泰勒规则"从通胀和产出两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我国利率的调节同时兼顾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且调节程度依赖于通胀、产出与其中间目标的偏离程度,表现出"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策略的特征.利率对经济增长与其中间目标较小的偏离([-1.478,1.522])就会作出反应,而对通货膨胀与其中间目标较大的偏离([-2.55,2.15])才会作出反应.在我国"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总体目标,我国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加灵活成熟的"机会主义"策略,调整对通货膨胀调节的力度和敏感度,同时应增强经济可能遭受负面冲击的预期,努力实现"控通胀稳增长"的目标.     

改革开放30年的货币政策规范变迁——回顾与评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货币政策规范变迁过程,经历了财政出纳型货币政策规范、直接调控为主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规范、间接调控为主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规范以及隐性通胀目标制型货币政策规范四个阶段.通胀目标制型货币政策规范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规范的大势所趋.     

“机会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运用

本文融合"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时变中间目标和阈值效应的特征,提出了含时变产出中间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时变阈值的"泰勒规则"从通胀和产出两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我国利率的调节同时兼顾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且调节程度依赖于通胀、产出与其中间目标的偏离程度,表现出"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策略的特征。利率对经济增长与其中间目标较小的偏离([-1.478,1.522])就会作出反应,而对通货膨胀与其中间目标较大的偏离([-2.55,2.15])才会作出反应。在我国"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总体目标,我国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加灵活成熟的"机会主义"策略,调整对通货膨胀调节的力度和敏感度,同时应增强经济可能遭受负面冲击的预期,努力实现"控通胀稳增长"的目标。     

混合预期增广的Phillips曲线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规则的LRE模型框架和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推导出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SVAR模型对中国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实证检验和冲击响应分析。研究表明:中国Phillips曲线具有混合预期增广的二阶滞后特征,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具有前瞻性正向特征和通胀惯性负向特征的"混合"特征。冲击响应路径显示:中国通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中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滞后效应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的传导机制下,在以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框架内,货币当局应采取缓慢渐进的"混合"政策调整方式,减少货币政策的调整频率,同时将货币政策重点转向基于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的通胀管理。     

股价与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基于泰勒规则的实证研究

在泰勒规则的基础上我们实证研究了1996-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对股价高估做出反应。以上证综合指数为股市代表价格,根据戈登方程计算出隐含风险报酬率。进一步地,通过时间序列图对利率、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股票风险报酬率的比较后发现,货币政策利率对股价的反应没有一个稳定的规则。此外,分别在静态泰勒规则和动态泰勒规则方程中将股价因素考虑进来,并运用OLS估计后得到相应的结论及政策含义。估计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对股价的反应均不显著或者反应较小。     

规则行事、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相机抉择带来的动态不一致性 ,使得规则行事在货币政策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泰勒规则描述的是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线性关系 ,其隐含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规则和货币当局的最优化行为。泰勒规则的实施受限于政策目标及有关金融制度。由于利率的非市场化形成机制和现行的传导机制 ,泰勒规则在同阶段无法应用于中国的货币实践     

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回顾与操作规范选择

本文首先对转型期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进行了回顾总结,然后对规则和相机抉择这两种货币政策操作规范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相机抉择不仅具有时间非一致性的特点,而且还会造成通货膨胀偏差,故一般来说规则是优于相机抉择的.因此,尽快实现"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操作向"规则"型货币政策操作的转型,应是我国中央银行的明智选择.     

基于金融稳定的非线性泰勒规则*——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构建了金融稳定指数,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金融业的稳定状况;然后基于STR模型构建了考虑金融稳定的非线性泰勒规则模型,并以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以滞后一期产出缺口为转换变量的、考虑金融稳定的泰勒规则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与不考虑金融稳定的非线性泰勒规则相比,以滞后一期产出缺口为转换变量的、考虑金融稳定的非线性泰勒规则,满足泰勒条件,在拟合优度方面表现更好,有助于中央银行在实现价格、产出目标的同时兼顾金融稳定。     

预期管理理论的形成、演变与启示

本文从货币政策视角梳理了预期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历程,探讨了对通胀预期管理的现实启示。本文研究发现,预期管理理论以货币政策可信度为核心,历经从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摇摆到融合政策承诺与中央银行沟通并形成前瞻性引导的过程,各种预期管理思想的引入均通过对货币政策施加各种约束,促进政策的动态一致性,提高公众预期形成的精确性。构建以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为基础的预期管理框架,改进以预期形成机制和金融体系的模型化为代表的模型结构,采用机制设计方法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成为未来预期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我国而言,加快以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为代表的金融改革,强化以价格稳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调控,并通过有效权衡稳增长、调结构与反通胀之间关系,塑造坚定的反通胀立场,形成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同时构造兼顾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中国特色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提高预期管理的可信度。     

人工智能、就业与货币政策目标

本文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对最优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设计的影响。基于推导出的二阶福利损失函数，本文首先分析了央行面临权衡的变化，然后以福利为标准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央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央行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权衡，而引入人工智能后，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波动也成为央行重要的权衡项。第二，引入人工智能后，相对于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盯住通胀和就业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工智能可以高度替代劳动的情况下，过度重视产出缺口会导致人工智能投资和就业的巨大波动，并显著增加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带来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改变了央行应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