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研究是公共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在我国的农业经济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特点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基于对我国农业公共投资项目研究主要文献的分析和评述,初步探讨了农村公共投资的主要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特点,并对该项研究的主要结论和政策意义进行了述评。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对我国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启示

2008年以来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农业投资大幅增加,在提升东道国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产生较多问题。鉴于此,为实现负责任的农业投资,2010年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制定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研究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及其发展进程,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食品安全的保障、土地及相关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实现等方面分析其对我国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启示。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看好

在中国海南岛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表明,金砖国家的称谓已从2001年出现时的学术名词演变成了由主要新兴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共谋和平发展的新型跨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优先领域与政策选择

2030发展议程将为金砖国家的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金砖国家在能源矿产领域、产业结构,以及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互补性,并存在诸多的共同利益,有很大潜力实现集团式发展。可持续发展合作重心可以聚焦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能源与气候合作、农业合作、发展融资合作以及跨国城市合作等几个方面。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看好

四大合作平台必将对各成员国的发展和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有分量的贡献在中国海南岛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表明,金砖国家的称谓已从2001年出现时的学术名词演变成了由主要新兴国家     

金砖国家深化合作影响未来世界经济格局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于2012年3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会议发表的《德里宣言》和17条行动计划体现了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五国在金砖国家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和地区形势等问题上达成的重要共识。本次峰会一方面大大推动了金砖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强化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特征,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另一方面,对全球热点问题协调了立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将对改革全球经济治理、     

入世与政府农业公共投资

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的冲击,决定了加强政府对农业公共投资的必要性,充分利用WTO规则许可范围的“绿箱政策”,使政府对农业公共投资不需要做太大的减让承诺。为此应积极构建政府对农业公共投资的动力机制,积累机制,约束机制么及风险分担机制等,以促进公共资本向农业投放。     

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绩效评价——基于三阶段DEA

在剔除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与随机误差的影响后,运用三阶段DEA,测算了2009年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绩效。结果显示:调整环境因素前后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调整环境因素后的效率值的波动程度明显减轻,稳定性增强,对农村公共投资效率解释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增强;农村公共部门在保持产出水平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可节约12.9%的投入;分区域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效率情况较好,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技术效率相对较低,但规模报酬呈递增趋势;调整环境因素后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区的农村公共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民间资本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探析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职能范围、科学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都对民间资本现实投资实践活动和未来投资范围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具有弹性特点。从供给机制看,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既互为补充又互相替代,未来我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将取决于民间资本投资效率和政府投资效率的博弈。     

我国农业公共科技投资改革的边界

农业科技投资的数量内生于一定的经济体系.农业公共科研投资和私人科研投资的投资领域由农业科技活动的经济学性质所决定.我国农业公共科技投资市场化的边界是一项农业科技投资由公共部门投资转向私人投资时,私人投资的效率增进加上政府规制成本的增加等于该项科技活动由公共投资所产生的效率损失和规制成本减少量之和时刚刚好.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在一定领域是互补的,而在另外的领域则是替代的.农业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合作存在固有的缺陷.     

湘鄂渝黔边区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研究

探讨了湘鄂渝黔边区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了解湘鄂渝黔边区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资源禀赋及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湘鄂渝黔边区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即“生态家园”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生态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生态模式及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模式；并在合理规划、构建循环农业经济技术体系、加大宣传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风投机构行业专业化投资强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风险投资既能缓解创业企业融资困难,又能为创业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资源整合等附加价值服务。以2009-2014年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行业专业化投资强度指标,实证检验我国风险投资机构行业专业化投资强度与目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从研发创新资源（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人员占比）还是研发创新成果（授权专利数）角度,风投机构行业专业化投资强度对目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风投机构行业专业化投资强度与目标企业研发创新成果（授权专利数）呈倒“U”型关系。最后,从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策略选择、目标企业融资决策以及创业板审核监管机制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前向关联模式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为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领先地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R&D投资,这为东道国通过产业关联获取跨国公司技术资源以提高本国产业技术水平创造了机会。从前向关联模式角度入手,研究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企业通过R&D投资建立产业关联的动因、关联溢出效应及技术溢出路径,揭示了跨国公司R&D投资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前向关联的内在机理,可为我国政府有效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提升本土企业技术水平提供相应的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     

政治关联断损、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效率

政治关联断损现象逐渐引起学者重视，但少有研究涉及政治关联断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组部“18号文”导致上市公司大量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事件，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官员独立董事辞职造成的政治关联断损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虽然对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却能够增强研发投资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政治关联断损层级与企业研发投资间具有显著负向关系，虽然对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却对研发投资与创新效率间关系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断损和断损层级对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无显著影响，也不能显著调节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创新效率间的关系。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科技型企业R&D投入

根据2009-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型上市企业相关面板数据,研究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R&D投资强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R&D投入之间起中介效应,即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者情绪更为高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研发投入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无论是年轻企业还是成熟企业,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将投资者情绪纳入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企业、政府等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国专利法调整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基于各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们对经济转型中创新要素作用认识的加深,使得创新活动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热点和政策焦点。知识产权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研发资金投入,但如何顺利实现该目标,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议题。部分学者认为专利保护应当与国家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而我国现阶段制度调整是否有效促进了创新活动值得商榷。基于2002-2014年全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各地研发投入的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虽然2008年知识产权法修订进一步明晰了产权、加强了专利保护,但相对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中央科研项目投入情况、高科技企业主营收入情况等其它因素而言,知识产权法的修订对各地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无正相关性。该结果表明,创新是系统而复杂的活动,专利保护立法应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现阶段需要配套性的政策措施才能更好地促进创新发展。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基于中国新能源行业的研究

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和内外部融资约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4—2019年新能源行业164家创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融资约束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验证股权集中度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强度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不仅对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还可削弱融资约束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负面影响；创业企业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     

家族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

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是其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重要特性，社会情感财富目标与企业经济利益间冲突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容忽视。以社会情感财富为理论基础，基于573家上市家族企业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受市场化程度影响时，家族涉入情境下信息透明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促进企业R&D投入；家族控制对R&D投入有消极影响；当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时，会抑制家族所有者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动机，进而增强其对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更高、产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地区，信息透明度会缓解家族控制权对R&D投入的消极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