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参与科技决策模式的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公民的参与意识与要求迅速提高,我国传统科技决策中以政府为主导的精英决策模式,在参与主体、决策机构、运行模式、运行途径等方面面临困境,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角色错位、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程序不规范、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专家"科学"决策挤压公众"民主"决策等困境。走出困境的基本路径是:一是重塑决策理念,正确认识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内涵与本质,防止将专家决策等同于科学决策;二是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公众在科技决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构建政府、专家与公众构成的多元互动的科技决策模式;三是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促进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四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新多样化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方式。     

现代公民主观幸福感体验研究

谋求大多数人的幸福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优先考虑的问题。当物质财富无法满足人的幸福感时,幸福感就只能靠文化来提升。多元文化冲突下,人更容易丧失理性的判断和对幸福的感受能力。本文从社会公共服务和现代公民心理两个角度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从良好的文化教育、优质的文化服务和丰富的文化消费品三个方面为现代公民提供获得幸福感的坚实基础;认为应该从强化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观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辨证理性地看待幸福三个方面提升现代公民感受幸福的能力。     

试论社会保险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源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一条原则性要求，而社会保险政策要解决的是同公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要保证社会保险政策有较高的支持度和生命力，就不能忽视政策过程中公众的有效介入。因此，如何提高公民参与社会保险公共决策的有效性成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黑龙江省预算监督中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

21世纪是以公民参与和公民治理作为主要目标的一个时期,黑龙江省公众参与预算与研究存在着诸多状况,文章对黑龙江省预算监督中公众参与问题进行研究,通过选择合适的政府预算的立法、扩大参与面并开拓新渠道、完善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支撑和明确公众参与预算的目标导向,以期达到参与式预算发展,并为我国公共预算改革提供备选与借鉴。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对于民主理论与价值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弊端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公众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本文努力探索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现实的意义,以及在参与途径上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的一些办法。     

中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分析

公共决策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公共决策过程是否有公民参与,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需求,决定着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论文分析了当代中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认为中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面临着一些局限性。针对这些问题,论文提出了促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发展的基本思路。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区域公共治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它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是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在区域公共利益基础上互相信任、互相合作以管理区域公共事务。区域公共治理离不开信任、对公共机构的情感及合作的意愿、公众的参与精神、公众参与网络、网络行动的规则等社会资本。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互相依赖,进行合作。     

对完善中国特色地方自治制度的几点思考

完善中国特色地方自治制度,当前关键在于强化普通地方自治.必须着力解决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完善地方公民参与制度,突出公众参与制度的操作性与科学性.二是完善地方各级政府权责划分.三是完善地方监督体系与制度,理顺监督运行关系.     

服务型政府与城管行政执法改革

新时期我国服务型政府,应该是建立在一系列与为公众服务相关联的先进理念基础上的综合性政府,其管理理念包括公民本位、公共服务个性化、公民政府的合法性存在。     

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述评

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以下简称工作幸福感)是指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情感和认知评价。[1]工作幸福感可以拓展员工的智力、生理和社交资源,进而提高工作绩效,增加组织公民行为,并且降低缺勤率和离职率。本文探讨了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因素、外部激励因素和工作特性因素),并且指出了相关研究对管理实践的意义,以及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我国行政立法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日高涨,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不断地扩大,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动向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本文基于公民参与在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的价值,深入探讨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并着重分析我国行政立法中公民参与的现状及困境,进而对如何完善公民参与制度提出对策.     

城市管理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当前城管行政执法存在很多不和谐．城管部门与公众出现若干矛盾．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管理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分别对公民参与的价值、公民参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提出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城市管理绩效评估的长效机制,以期望对城市管理绩效评估工作进一步完善起到些许作用,同时为缓解城管部门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出份力。     

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分析

将公众纳入到评估主体的范畴,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政府绩效评估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同时也是适应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为公民服务的要求.本文将从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法四个方面做出阐述.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分析与对策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是现代国家管理的基本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理性选择。然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仍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缺陷,制约了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为此必须完善我国公民参与的相关制度,保证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以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浅谈城市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普遍性的权利，更是公民必须承担的义务。现代社会的政府，在城市管理中越来越重视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但就完善城市管理领域的公众参与工作而言，仍大有可为。本文谨对此作一探讨。     

公共服务——幸福中国的平台

公民是有思想、有追求的能动群体，他们有着生存、生活、生产、发展、衣食住行、娱乐各方面的需求，这方面的需求都是公民的直接需求，这些直接需求的满足给了他们最直接的幸福感。公共服务可以实现对公民的某种直接需求的满足。能够让公民从中受益或得到享受，是构建幸福城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拿教育来说，教育是公民及其子女的直接需求，通过教育，他们能够获得某种满足，并且教育还对他们的人生发展产生着重要作用，他们可以从这种实惠中感到幸福。假如在教育的过程中有需要并且用到了公共资源．这就可称为教育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社会福利、应用于公民身上的直接体现，它给公民提供了几乎全方位的服务，如公共安全服务、基础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经济公共服务，所以说是幸福中国的平台。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问题研究

近年来,环境问题在我国发展中引起广泛的重视,仅通过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模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我国公众参与制度尚不完善且有很多不足,文章拟从完善立法建议、扩大公众参与主体、提高公众参与意识与能力、拓宽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渠道、加大对民间环保组织的支持力度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破解环境治理困境。     

浅谈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理性的培育

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理性的体现不仅是政策制定的发展方向,也是人类政策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活动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面对公众有时选择通过群体性事件或过度依靠网络表达政策愿望,审思和建构公民在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理性是提高公共政策活动中的民主性的必要条件,为此有必要通过重视公民话语表达、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扩大公民政策参与等方式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     

浅析我国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动力与阻力

公众参与政策过程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也是公共决策走向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受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和现代治理理论影响,我国公众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要求日益强烈。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进程、决策体制、传统政治文化、公民自身素质等等对公众参与政策过程起着促进或者阻碍的影响。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