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改造与利用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以德治国”的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其作进一步分析和认识，弃糟取精，批判继承。本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孝”、“悌”、“贞”、“三从四道”、“五伦”及家训家范、顺从等基本内容作了简析，对其改造利用作了进一步阐发，这对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明和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具有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家庭伦理与社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不容忽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家庭的伦理道德状况不容乐观,已经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通过分析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提出构建与和谐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家庭伦理道德的设想。     

失独家庭的伦理关怀及其意义

据专家估算,中国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了百万,并且在高速增加。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 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久后中国将有1 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如何让失独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依、老有所终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关爱失独家庭,为他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和伦理关怀,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家庭消费的伦理教育 引导可持续性消费

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随之而来的更有消费至上、消费异化的严重后果。树立健康消费观念、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使我们每个家庭在物欲横流、各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理念与价值观充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做到理性消费,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大学生家庭伦理危机与高校道德教育刍议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全面开展,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快从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当代大学生普遍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长期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下成长,被视为“小皇帝”、“小公主”。独生子女的社会地位在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模式的同时,也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政治取向。尤其是家庭教育的种种负面影响,造成大学生家庭伦理危机。解决大学生家庭伦理危机问题,已成为高校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孝的双重效应

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和出路,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对于儒家伦理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如何能够真正融入现实生活,理论界见仁见智。我们为此专门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旅游伦理关系问题探析

通过对旅游活动中产生的伦理问题的探讨,一方面,阐明旅游活动中存在的各种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解决途径,引起人们对旅游伦理问题的关注,促进旅游伦理道德建设,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论鲁迅对传统婚姻夫妇伦理的批判

鲁迅剖析旧婚姻夫妇伦理,进行了对＂男尊女卑＂、＂妇女自身奴性＂和＂节烈道德＂的批判,来表明其对具有时代特征的夫妇平等的伦理关系的寻求。     

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发展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市场是在人类交往、交换和交易中形成的。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比较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有效的经济运行方式。然而市场发展的现实是,当理想的市场条件在现实中不能充分满足时,现实的市场缺陷便暴露了出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也逐步显示出了它自身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的缺陷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中四个基本上是经济领域的:经常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规模报酬递减…     

消费者伦理信念及关系质量对消费者非伦理行为的影响

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中国消费者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并检验了关系质量在消费者伦理信念与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决策中的调节作用。文章指出,鉴于信念与行为在很多场合下的非一致性,在以后的消费者伦理研究中,努力开发类似关系质量的调节或中介变量是有意义的。     

权威、认同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因素和家族企业自身的组织因素,家族企业中,员工的组织认同被领导认同所替代。领导认同支持和强化了领导权威,维系了家族企业中领导与员工权威关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但是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中,这种依赖个人基础之上的认同与权威有其局限和弊端。继承者的选择既要考虑传承的平稳过渡,也必须考虑到家族企业对认同与权威关系的处理。     

一种劳资关系理论的新探索：劳资关系周期理论

劳资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企业中劳方与资方之间存在"劳资关系周期",各周期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应对策略.企业应通过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享受收益,增加自身的无形资产,从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人口计生服务网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分析了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需求和条件,探讨了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网络调整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可能性和意义,论证了人口计生服务网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重要地位。     

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利弊分析及发展对策

家族企业是中国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类型。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特点与其他企业形式相比具有极大的不同。家族式管理有较强的优势,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家族企业应该在管理制度、人才聘用及思想观念上做出必要的创新,同时必须淡化家族制色彩,建立规范化的经营管理机制,从而使家族式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的持续发展道路。     

家和家人的范围、层级和功能分析

本文基于历史和当代制度及民众实践,提出中国的家实际包括同宗之家、服亲之家、同祖之家、同父之家和夫妇之家五个层级,进而形成家层级结构概念。根据本项研究,近代之前,同宗之家、服亲之家和同祖之家特别是服亲之家、同祖之家成员在官方制度中被赋予较多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功能,这些功能以允许、限制和鼓励所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民国时期,同宗之家、服亲之家和同祖之家成员间功能关系减弱,当代功能性关系降至同父之家成员范围内,且具有了男女双系特征。在民间社会,婚丧嫁娶等仪式性活动中同祖之家仍是重要关系单位。乡村服亲之家成员在礼仪性活动中多有互动,在村庄公职竞选中仍为人们所重视。     

家族企业网络能力对合作绩效的影响——考虑知识获取和家族涉入的作用机制

利用浙江和重庆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的网络能力对合作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获取在网络能力与合作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家族涉入在网络能力与知识获取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网络能力对合作绩效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网络能力对知识获取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知识获取在网络能力与合作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家族管理权负向调节网络能力与知识获取的关系,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正向调节网络能力与知识获取的关系。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澳大利亚实践与启示

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数字科技逐渐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应地,在数字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也愈发明显。作为较早的践行者,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能为我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本文对澳大利亚政府、行业组织与协会、大学与研究机构、社会媒体、企业五大监管主体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解构了澳大利亚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用户隐私保护、信息获取自由与消费者数据权利、人工智能道德与负责任人工智能研发三大重点议题的政策布局。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四大制度安排,即制定战略目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源建设能力、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最后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中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构建多层次的治理框架、明确伦理监重点、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重视数字科技伦理教育。     

恩格斯婚姻家庭观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婚姻家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婚姻家庭的历史发展上,恩格斯认为婚姻家庭是历史发展的,具有连续性;在婚姻家庭的道德层面上,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研究婚姻家庭时,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不同时期、社会、地区的婚姻爱情观念和制度,认为婚姻家庭应该是合乎道德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进行了批判;在婚姻家庭的未来发展上,他对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形成了自己的婚姻家庭观。     

家庭幸福的概念与指标体系的构建

家庭幸福是家庭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家庭幸福领域进行研究,有助于构建相关的社会政策,保护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家庭的幸福感受。将家庭幸福界定为家庭客观层面的状况映射到个人意识层面的主观感受,认为家庭幸福可能具有整体性、互动性等特性。在明晰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幸福的衡量框架,并利用调查数据作了实证分析。     

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及其影响——对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种解释

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内含的价值失调的结果。家庭延续的价值取向已很难为家庭养老提供终极动力支持,家庭养老作为一种超经济的伦理性行为的特征正在消失,这是当前农村社会出现严重的家庭养老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