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工荒”

2008年金融危机时曾出现短暂的民工返乡潮,随着经济的复苏"民工荒"开始让企业头疼,让公众关注。本文从"民工荒"这一现象谈起,分析了我国企业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并根据我国"民工荒"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     

产业经济学视角下的“民工荒”研究

本文从产业经济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民工荒"特点与中国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问题症结归于中国产业发展对低端劳动力需求旺盛导致的结果。在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趋向老化的趋势下,解决"民工荒"唯有进行产业升级。企业在升级过程,一方面提升利润空间,高工资吸引劳动力以缓解"民工荒";另一方面,加强自动化,减弱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同时增强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     

"民工荒"问题的法学思考

提起"民工潮",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最早的提法出现在1989年,由于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因此诸多媒体开始引用这个词--"民工潮"来了.缘何经过20多年发展,"民工潮"已逐渐转变成如今的"民工荒"",民工荒"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本文以经济法为视角,分析了"民工荒"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措施和对策.     

法学视野下长三角与珠三角“民工荒”问题解析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对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已经对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法学视野下解析长三角与珠三角"民工荒"的形成及其特点,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经济发展异同的对比剖析中寻求"民工荒"的破解路径,将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序流动提供有益参考。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政府行政权的行使,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法律规制,构建农民工法律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农民工培训法律规范,对于缓解"民工荒"、提升农民工的素质、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民工荒”与“就业难”现象并存的原因

自2003年珠三角地区首次出现"民工荒"现象后,我国的"民工荒"问题愈演愈烈,并渐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之势。而与此现象相对应的却是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在"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现象出现后,国内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就产生此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能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启示。     

民工荒:深化我国劳动用工体制改革的契机

"民工荒"是指人力资源市场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的现象。"民工荒"既是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必然反应,也是我国劳动用工体制改革滞后的应付代价。"民工荒"的本质是"权利荒",即农民工平等地位的沦落和平等权利的缺失。破解"民工荒"问题的根本思路应当是:依法回归农民工的平等地位与平等权利,深化劳动用工体制改革,构筑以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利为根本的劳动用工制度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应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出现了明显的"民工荒"现象,然而,"民工荒"并非由于农村劳动力总量减少所致,而是由用工的结构性短缺造成的。现实的情况是,在我国农村还存在着很多有必要、有可能外出但并没能转移出去的大量剩余劳动人口,农村劳动力有待充分外流。另外,在城市遭遇"民工荒"的同时,当前我国农村也正面临劳动力短缺、农业发展后继乏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粮食增产和农业持续发展,甚至解决"谁来种地"已成为当务之急。。     

“民工荒”危机下企业的机遇

劳动力输出大省凸显的"民工荒"现象,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造成了重大影响。针对这一现象,文章分析了其产生的五大原因,探寻在劳动力短缺时期企业的应对措施,阐述了"民工荒"的现实意义以及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基于供求关系视角的“民工荒”成因分析

我国东莞地区在2004年开春时首次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此次"民工荒"持续时间不长,影响范围也较小,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全国各地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民工荒"的影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至今,它已成为制约企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劳动力供求不均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能给相关企业带来若干借鉴。     

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解决“技工荒”的有效选择

自2004年以来,我国的广州、福建和浙江等地区用工短缺问题凸显,这一现象被称为"民工荒".而与"民工荒"并存的一个现象是,我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区际开放与劳动力区际流动——浙江与广东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和广东经济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两省省际劳动力流动却显现出不同态势,主要表现在省际劳动力的流向、文化素质构成以及职业分布等方面。本文从两省经济开放路径的差异性入手,通过比较两省投资主体的差异、工业化模式的差异以及专业化分工的不同,分析促使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因素,为两省劳动力流动的不同态势作合理地解释。     

中部六省制造业结构调整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中部地区6省制造业2003—2007年的行业增加值及劳动投入数据进行研究,通过计算Hoover指数和Krugman指数发现各省发生了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增强。然后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算结构转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证实"结构红利"的影响存在,但不明显。最后根据中部地区各省制造业呈现的特点,提出劳动力资源应向内部增长型和动态转移增长型部门转移等政策建议。     

就业替代与劳动力流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从 2 0 0 0年人口普查取得的资料看 ,2 0世纪 90年代我国中部出现连片就业萎缩地区 ,劳动力持续外流。与中部地区就业紧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沿海地区工业部门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部门不断扩展 ,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 ,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 ,这些地区正在以一种反梯度模式进行着其特殊的“再工业化”过程 ,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的刚性就业替代 ,地区差距在就业机会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非农就业机会在地区间的转移、替代和重新分配 ,是解释我国转型时期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本文从产业集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相互的紧密联系出发,认为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源泉,并提高了该区域劳动生产率,进而对地区差距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利用中国2004年地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数据,我们发现大陆地区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8.8%左右,高于现阶段欧美国家5%左右的水平。同时这一集聚效应在省际之间有存在差异和没有差异两种情况,在非农产业分布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这都扩大了劳动生产率在各省之间的趋异,将地区差距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科技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尺度的分析

本文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上,扩展了生产要素,测算了各个省市的科技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科技人力资源上,普通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中部主要省份的科技人力资源在近1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某些省市的科技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员浪费现象;在科技人力资源发挥作用较小的省市中,能源和资本依然是两个最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其中水资源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1978-1998)

该文发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从单峰状逐渐演进为双峰状,趋同文献把这种现象称为双峰趋同.该文采用数据包络法(DEA)把我国30个省区的增长归因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技术转移(效率提高),探索我国省区增长分布演进的机制,发现物质资本主导着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而且该发现是相当稳健的.     

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地区经济增长-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的检验

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认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替代弹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算1978—2008年各省区的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研究发现,除辽宁和河北外的东部省区及内蒙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替代关系,多数中西部省区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同时,多数省区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     

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地区经济增长-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的检验

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认为,资本一劳动替代弹性的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替代弹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算1978—2008年各省区的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研究发现,除辽宁和河北外的东部省区及内蒙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替代关系,多数中西部省区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同时,多数省区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     

MORE COSTLY OR MORE PRODUCTIVE? MEASURING CHANGES IN COMPETITIVENESS IN MANUFACTURING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Using a newly constructed industry-by-region dataset based on China's two censu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end of average labor compensation (ALC), labor productivity (ALP) and unit labor cost (ULC) in 28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29 provinces in China for 1995 and 2004. Findings show that at the aggregate level, ALP growth was generally faster than that of ALC and hence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ULC for all regions in China. Furthermor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exhibited stronger productivity growth relative to labor cost increase than more developed regions, thus leading to a convergence in ULC levels across provinces and regions over this period. Comparing individual industries, we observe a substantial variation in growth rates and convergence trends across regions.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s that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converge in ALP, ALC and ULC, whereas capital/skill-intensive industries tended to diverge. This finding is further confirmed by estimating a convergence regression, which suggests that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due to market imperfections or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s likely to be the main factor behind the divergence of ULC.     

我国生猪主产省与大中城市大规模生猪生产比较优势分析

运用概率优势模型,对主产省和大中城市在大规模生猪生产方面的地区优势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与主产省相比,大中城市整体上在大规模生猪生产方面已不具备优势,东部沿海地区的主产省正逐渐丧失优势,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主产省的优势逐渐显现;多数大中城市的大规模生猪生产在人工成本上处于劣势,但在技术水平上仍保持相当优势,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相比其他大中城市仍具有一定的大规模生猪生产优势,这主要得益于其先进的技术水平和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