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加的策略研究

农民,土地作为其根本保障,是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财产。农民因为土地的产权主体不清晰,产权内容不明确,土地的市场化功能发挥不充分,未能真正拥有土地的物权权利,因而无法完全享受土地所能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本文通过对安徽省经济发达地区合肥市高新区的调研,依据当地农民在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实际情况,分析问题,探讨并提出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方法与对策,即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合理加快土地流转进程,挖掘土地的市场化功能;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经营方式;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与监督等,最终有利于保障和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     

补偿核算新视角:土地征收与农民“被动性”市民化——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研究目的:从失地农民"被动性"市民化新的视角探讨土地征收补偿核算。研究方法:逻辑推理法、价值评估法、实证研究法。研究结果:(1)土地征收是引起"被动性"市民化的原因之一,也包含在"被动性"市民化的第一个阶段;"被动性"市民化的成本补偿应由产权补偿、代价补偿和发展补偿构成,其中代价补偿可分为第一过渡补偿、第二过渡补偿和第三过渡补偿;土地征收补偿应是产权补偿和代价补偿中的第一过渡补偿组成;(2)2011年南京市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补偿应达到610.39元/m2,其中产权补偿约占60%,代价补偿和发展补偿约占40%;土地征收补偿应达到390.81元/m2,是南京市现有征地补偿标准的6.15倍。研究结论:"被动性"市民化过程中农民丧失的不仅是土地的产权财富,还有为整个社会发展承担的发展代价以及成为新城镇居民后的个人发展权利损失。     

激活农村要素资源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正>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15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势头。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土地是农民拥有的最重要资产,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要素的激活水平,当前,各地通过政策引导,积极开展土地流转、土地股份合作及土地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等各项农村产权交易活动,不断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成为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新形式、新亮     

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土地征用意愿与征地制度改革——基于江西省鹰潭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对土地征用意愿的影响,并藉以探讨征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条件下,绝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他们普遍反映现行征地补偿费过低、征地补偿费分配操作缺乏规范,征地矛盾日益突出。农民不愿土地被征用的土地产权方面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征地制度安排与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不相一致,土地所有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土地征用谈判权是影响农民土地征用意愿的关键因素。要提高农民对现行征地制度的满意程度,就必须根据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     

修宪后征地制度面临的课题--对征地补偿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土地产权是不是农民的财产权?集体土地产权虚置的问题如何解决?土地产权股份能继承和转让吗?征地补偿标准该怎么提高?征收与征用之间的补偿差异大吗?什么样的征地程序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开、公正与公平精神?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障碍与破解路径

完善土地财产权制度,提高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比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过程中,土地财产具有较大的增收潜力。然而受制于农村土地转让的制约,土地财产权难以实现,使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为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应从强化农民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改革、扩大经营性土地开发范围、搭建农村建设用地交易平台、扩大农民土地抵押贷款试点、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机制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从土地资产化视角看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

本文力图在改变认为利息与房屋租赁收入才是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本原因的传统观念,并认为其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权。为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就要全面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为土地改革创新有利的条件,并实现土地资产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还有利于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土地使用模式,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决定性来源,从而解决农民的生产收入较低的问题。笔者首先介绍与土地资本化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简要阐述当前农村土地资产化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的可行性建议。     

农民阶层分化与土地产权偏好——基于分层模型视角

本文基于分层模型视角,利用CGSS2005的农村数据研究了农民阶层分化对其土地产权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模型的分层效应对农民的土地产权偏好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耕地资源越丰富的村庄,主观感知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农民越偏好土地私有化;在人均收入越高的村庄,主观感知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农民也越偏好土地私有化;但用农民务农时间、家庭总收入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3个指标表示的客观分层对农民偏好土地定期调整和土地私有化的影响都不显著。     

农村土地发展权设立的必要性

由于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对土地发展权的压抑主要表现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无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征地还是非公共利益的征地行为,都对农地发展权造成一种侵害和压抑,而按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和集体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成为农民有效对抗产权侵害的手段。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产权完善的角度分析了农地发展权设立的必要性。     

要切实保护农民土地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撰文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土地征地范围过宽,“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和商业目的土地征用往往混杂在一起,存在滥用土地征用权问题。土地征用对农民的补偿过低,农民存在明显的利益损失。在目前的土地征用制度下,许多城镇为聚集建设资金,大肆圈地,片面追求城区规模的扩张。他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的土地必须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必须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又失业。必须改革现行的有关征地补偿和安置办法,要以征地补偿安置费和土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为主要资金来源,加快建立覆盖失地农民…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农民生活

1978年后的中国农民生活,由于家庭经营地位的确立,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产业结构转换导致的非农产业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加上国家较大幅度地调整工农产品比价,农产品价格损失得到补偿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农民的收入结束了长期迟滞增长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时期。收入的增长不仅对农民的消费结构、积累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农民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征用与农民惜地心态研究——基于东、中、西部1542个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土地被征用而成为失地农民,1542个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反映了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土地征用的主要特征,农民的惜地心态折射出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弊端。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土地被非农化和农民土地产权受侵害、为失地农民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征地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等,对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面临的制度性约束——基于市场和法治的视角

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中极具潜力的部分。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面临着资源禀赋、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制约,其中制度性制约又是主要因素。一些制度安排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或者是由于界定不够清晰等原因对农民的财产权利保护不够有力,从而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造成制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需要针对这些制度性的约束进行实践探索,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等途径多管齐下。     

征地补偿费用标准的合理确定

研究目的:提出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和土地价格评估法。研究结果:中国征地补偿标准可以根据失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际损失和政府出让土地价格对于土地征用补偿的支付能力分别进行计算,区分土地财产权和农民公民权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具有可行性。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

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核心是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制度.发挥土地保值增值的作用,首要任务是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进而实现农地产权的商品化、货币化,促进土地流转,并结合不同地区实际大力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制.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失地农民财产权益的紧迫性,重要的是提高农民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谈判地位.     

产权、定价机制与农村土地流转

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流转的制度前提,而定价机制则是农地流转利益的实现机制.在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政府征地和批租.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土地流转补偿定价机制不合理,导致土地流转不健全、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构建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塑造农民家庭产权主体地位,是促进土地流转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产权制度前提.在此基础上,改革"向后看"的按历史均值单方面定价的补偿制度,确立"向前看"的按未来值的现值的补偿定价制度,是土地流转收益的现实依据.     

征地补偿费应全部归农民个人所有

征地补偿不是普通的经济补偿,其真正意义应是针对农民失去土地权利的补偿。现行征地补偿办法,自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施行,并经过两次修订,一直沿袭旧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公有制思想理念,将征地补偿的相对主体定位在农民集体。从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实际出发,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施行,使原有的集体土地产权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利益,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共同享有,走向了由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民分别享有;由计划经济年代的大集体、大锅饭,变成了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分灶吃饭。这种经…     

农地非农化中农地发展权定位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

本文认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可或缺的农地发展权理念,因此,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定位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权益尤其是失地农民权益问题,过速地农地非农化产生的内在原因,即由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缺乏农地发展权这样一种产权安排而使得农地用途变衙巨大的土地增值分配混乱,引起土地权利相关主体的无序争夺,导致失地农民权益损失巨大.而基于农地发展权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依据农地产权进行补偿,即可以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又可以使农地车肜之后的巨大土地价差有了合理的解释,引起诸多争议的土地增值问题也可以通过公平合理的分配得到有效解决.     

农民失地补贴的合理标准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中对农民失地补贴有明确规定。本文作者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对现行农民失地补贴政策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设计出了理性状态下的对农民失地补贴的简单计算模型和复杂的修正模型。土地补贴是因国家征收土地对土地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原土地使用人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的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包括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补贴包括耕地征收补贴和其他用地征收补贴。其中，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上海市农民从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条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降低土地对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效用的条件分析

土地对上海的农民有多重效用 ,基本生活保障效用是目前土地对上海农民的最主要效用 ,占到总效用的 34.2 5 % ,排在第一位。从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顺利过渡 ,要为农民提供以下条件 :有份经济收入比较稳定的工作、有房子住、享受与城镇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集体或国家对农民放弃土地给予经济补偿、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对上海而言 ,在做好目前已经开展的城镇社会保障的推广、城乡房屋置换等工作的同时 ,对农民放弃土地进城的合理补偿必须进一步抓紧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