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城市大样本调查的证据

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特别是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较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偏好明显要小,男孩偏好也要弱。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性别偏好与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本文从性别偏好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生育率会显著下降。本文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缩小男女劳动力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从而使男女工资的不平等减少。而性别偏好程度又取决于男女劳动回报的差异,因此经济发展会降低性别偏好的程度,提高女孩对于家庭效用的贡献,这将影响到家庭的生育决策。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性别偏好程度的下降对人口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性别偏好程度显著降低时,人口生育率会下降。     

约束型政策对于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影响:基于TPB模型的解释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模型,利用陕西省三个县区的调查数据,对约束型政策在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决策当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个人的儿子偏好态度、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约束型政策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十分有限。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指出包含查出两非、全程服务、利益导向和宣传倡导等在内的综合手段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小家庭的性别比偏高。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选择的偏好与影响因素分析

避孕节育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选取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多分类Logit模型(MNL)对不同特征育龄妇女避孕措施进行分析。不同生育周期和不同社会特征、子女性别、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对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的选取有明显的影响。不同孩次的已婚育龄人群在避孕措施选择中都存在一定的避孕偏好,尤其是子女性别不同时呈现避孕措施选择的明显差异,即最小子女为女孩的育龄人群比最小子女为男孩的育龄人群更为倾向于选择避孕套等自控型短效避孕措施,提示避孕措施的选择存在制度内规避行为,并受到一定的性别偏好因素的影响。     

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吴江流动人口为例

以吴江为例,对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中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生育动机四个要素分别作了考察。就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等客观要素与生育意愿中四要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生育动机是生育意愿中的核心要素,对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与生育时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性别工资差异一直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话题,造成性别工资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生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我国人口政策的不断调整,性别工资差异的不断扩大,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理论界都对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缩小两性收入差距,鼓励生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生育行为及生育支持体系两个层面,全面梳理了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的研究情况,并分析了已有研究的分歧和得出一致结论。     

当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一项观念性的实证研究——以闽南山区B村为例

通过对闽南山区一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对当地农村青年的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对策。     

当代中国家庭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出了一个家庭出生性别选择和生育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建立了当代中国家庭生育选择的多层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生育男孩概率与母亲个人属性、家庭结构和婚姻模式相关。选择男孩的概率与家庭已生育女孩个数正相关,与已生育男孩个数负相关。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减弱家庭男孩偏好的趋向。提高城镇化率和工业化水平比单纯提高人均GDP对家庭生育决策行为具有更大影响。     

关于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持续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对人口控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积累负面人口、经济、社会效应: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加速人口老龄化;挤压农民进行生育性别选择;对城乡人群生育权利限定不平等;阻碍新生代教育素质提高;产生大量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积聚家庭发展风险和父母养老困境;在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背景下,该政策可执行性越来越弱等。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之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权利保护,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母以子贵:性别偏好与妇女的家庭地位-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本文采用所生育小孩的性别作为妇女家庭地位和议价能力的度量指标,研究该指标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及后果的影响。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中有关家庭耐用品消费决策的信息表明,第一胎性别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本文发现,当妇女的家庭地位随着生育男孩而提高后,家庭中食物支出份额会增加,该妇女营养摄入增加,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变好。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状况与社会认同——基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调查

通过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地区临淄区的调研,概述了奖励扶助制度在基层的实施状况,分析了农村居民对该制度实施效果的社会认同。农村居民对奖扶制度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对制度影响自身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的效用认为非常微小。政策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宏观上政策价值取向由官本主义向民本主义转变、微观上细化具体标准。     

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对北京市2006年和2008年的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作了调查。在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地区,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无论在生育数量还是在子女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上都存在趋同的现象。对目前各省市在生育政策调整时城市和农村依然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提出看法。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省市,可以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     

试论儒家文化对我国生育文化的影响

儒家生育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介绍了儒家生育文化的构成,论述了儒家生育文化对现代生育文化影响的方式。建立新型的社会生育文化,必须着力改造传统生育文化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消除儒家生育文化中“男性偏好”的影响。     

人口均衡视角下家庭生育文化构建

传统家庭生育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和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在此前提下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有,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外源于结构化生育政策影响下生育成本的有效规避。在人口文化的嬗变因素中,一是取决于家庭的发展这个硬性部分的最终改善,二是需要政府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生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三个相关的生育问题需要作些深入研究,第一个是究竟我国当前生育是在什么水平?第二个是假如总和生育率的水平是1.8,这个水平能在今后三十年保持不变吗?第三个是假如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于1.8是不是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一个问题应该可以用现有的但没有发表的生育数据作更深入分析和举办一次追踪调查去了解妇女生育的历史,追踪同样样本妇女的妊娠结果(活产、死产、流产)和出生儿童的性别。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鼓励生育而能保持正在下降的出生水平。我国社会具备了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一切条件,特别是小家庭社会制度的普及更在促进生育水平下降。第三个问题用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未来不同生育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同预测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相差不大,无法得出过高和过低于1.8生育水平的未来人口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结论。     

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

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已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提升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成为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更高;性别平等观念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观念越平等,再生育意愿越低;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性别异质性检验,发现男性群体的再生育意愿主要受到个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女性群体受到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共同影响;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城乡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育龄群体的收入、职业地位对再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并未在农村得到相同体现。为此,应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消除性别平等观念与性别分工实践之间两个方面提高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社会总体生育水平。     

金融资产风险偏好的年龄效应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金融市场风险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出发,通过引入不同年龄投资者收入和消费等因素的变化,建立风险规避系数的动态模型,发现决策者的年龄对风险偏好有显著影响。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微观层面投资者的年龄与市场参与及投资组合风险偏好负相关,且投资者性别与受教育程度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宏观层面15-64岁人口占比越高,风险偏好和投资偏好越高;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则对风险偏好和投资偏好有负向影响。本文从人口学视角为研究长期金融稳定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为中国金融市场供需平衡、良性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生可生 非常生——我国人口生育发展趋势的细分化研究

低生育是后计生时期的标志性特征,在当前,我国人口生育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与人口控制决策因素相伴随的是人口惯性的产生,因此,反映在人口总量上仍然表现为增长趋势,然而事实上,人口的低生育水平已经远远背离了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值得关注的是,人口低生育的持续发展,又会给经济、社会与人口安全带来严峻的后果,为此,根据人口的不同背景,实行生育决策细分化,其中包含有差别的生育放开决策,就是势在必行之举。为此,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生可生,非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