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贵州省953个农民工创业样本

利用贵州省953个农民工创业的调查数据,从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视角构建影响农民工创业意愿的二元Logit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社会资本(朋友关系、参与社团),心理资本(乐观、坚韧、幸福感)均与农民工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而人力资本中所获得的培训变量不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显著因素。     

个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我国要构建知识型社会,科研人员的培养和发展相当关键,通过从科研组织的个体层面出发,结合相关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创新行为关系构建了相关模型,展开实证研究,探讨了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在个体层面,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创新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视角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之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就业矛盾也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利用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就业质量;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对东部地区、低龄男性劳动力更加显著。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普及率,注重提升劳动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元分析?

根据76篇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文献的研究结果,运用元分析技术,再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克服单一研究中存在的样本代表性不够或样本量不足等问题。首先汇总估计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在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上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而运用回归分析,在控制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相关性后,检验不同维度的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对强度,结果表明：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在内部社会资本中,认知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明显大于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无明显差别。     

农村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它是存在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而构建的社会参与网络。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必须要结合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不断强化和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以提高现代中国农村的治理绩效。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耦合系统的分析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模型分析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物质财富和服务等使用价值的增加,则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谋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过分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而忽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这是一种陈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依据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及其经济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一般规律等问题,指出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对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部农村社会发育程度问题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

西部农村人口素质低；教育结构不合理；市场化水平低、分工单一；农民组织程度低等，这些都是社会发育程度低的重要表现。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西部农村要提高社会发育程度，保证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的实现，就应在西部推行素质教育，完善教育体制；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农业生产能力与就业能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分析

类似社会网络中的个人,中小企业的行为决策不仅仅受到短期成本收益的约束,还会受到企业本身社会资本的约束。系统分析社会资本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可发现社会资本以其自身获取信息的优势和特殊的约束机制提高了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从而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     

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一般产出函数,在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要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但是差距不是很大。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河南经济增长研究——基于1978-2010年数据

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对河南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相比较而言,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更大。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资是人力资本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提高物质资本投资在三次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引导产业升级,加大对教育投资投入,促进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和河南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测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并利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建立了三者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GDP、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仍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物质资本，而且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国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PPP模式下社会资本方涉税问题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资本的税务工作。PPP模式是我国官方定义的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能够有效的降低合作风险,提高经济效益。本文主要围绕PPP模式的概念、PPP项目下社会资本涉税风险进行分析,探讨PPP模式下社会资本税收管理的有效途径,从而为相关部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将因背负创新社会管理的使命而更具活力,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也将因社会资本的优化和支撑而更加有效。社会资本关注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形式,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良性互动,社会资本也具有负外部性。从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建设廉价服务型政府、实现制度供给的法治化、引导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等维度探寻创新社会管理的进路,以期实现“公平、正义、和谐”的良序社会治理。     

流动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测量及其分布特征——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分析

基于北京市2009年微观调查数据,首次测量了农民工个人社会资本各因子间的相对重要性、构建了综合指数,并为边燕杰的网络社会资本操作化定义找到了经验依据.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存在性别和代际差异,女性在各方面都劣于男性农民工,新生代在大多数维度上都优于老一代;农民工整体内部以及性别、代际内部均存在较大的社会资本的不平等;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比老一代的规模更大并有发展上的优势.     

广告企业的社会资本分析

广告企业的竞争力,既取决于其设备、技术、资金等经济资本,更取决于其人力资本以及自身品牌优势和市场经验。而在中国市场上,由于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企业的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也不容忽视。本文就广告业的社会资本环境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不同性质广告企业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民营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海外经历的调节效应分析

选取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从结构型和资源型两个维度度量企业社会资本,并从企业家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支出三个维度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结构型社会资本会激发企业家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资源型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轻企业家更重视员工培训责任;中部地区、受教育程度高和中年企业家更关注污染治理责任;东中部地区和中老年企业家更关注捐赠责任;海外工作经历在资源型社会资本和污染治理之间发挥正向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