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碳中和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被提上日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亟待探讨。选取2014—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中介路径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和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绿色创新水平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而产业数字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     

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空间效应

区域中心城市在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增长极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以我国人口规模超过200万人的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和Matlab软件,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产业升级是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产业升级不仅会对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信息化水平的直接效应均为正,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10000元时均趋于显著,且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证明了空间分工在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据此,从组建城市群或都市圈、打造县域增长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增长极的溢出效应、促进中心城市与其外围地区“空间—产业”耦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分析——基于生产与消费端的双重路径分析

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市场生产端与消费端构建数字经济碳减排的理论框架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碳减排效应，且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在数字经济的三个子维度中，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对碳减排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交易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在东中部、高市场化程度和高创新创业水平的地区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生产端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端的消费结构升级来降低碳排放强度。这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通过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转型，而数字经济也通过影响碳排放的技术进步水平影响碳减排。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和GDP水平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     

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兰西城市群企业大数据的考察

以兰西城市群各县(区)战略性新兴企业位置大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产业空间密度的变异系数项,分别从“规模”和“形态”两个维度综合衡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结构。利用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线性、非线性以及空间交互影响。研究发现：蔓延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型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当城市规模跨越门槛值后,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型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和显著水平逐步加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综合反映出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型发展对本地碳排放强度降低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邻近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的蔓延型演进也会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2012—2019年我国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第二，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广西FDI的碳排放效应分析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资的流入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对碳排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VAR模型为基础,选取1995-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广西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后,发现广西FDI和碳排放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但广西FDI不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同时还发现,技术创新水平也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影响,相比FDI,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更能有效地抑制碳排放的增加。     

数字经济、城市空间结构与碳排放效率

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发展目标下研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趋于分散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也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且城市的多中心结构有助于数字经济发挥其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城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条件、产业政策支持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东部或南方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大数据”试点城市，城市多中心结构更能助力数字经济发挥其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由此，提出产业发展政策、城市空间规划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

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构造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通过双向固定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碳排放能够起到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四条途径影响碳排放;数字化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由此使得中部地区在实现碳达峰以及碳中和过程中有较为突出的后发优势。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及因地制宜推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开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金融开放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测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2005—2016年的金融开放水平,利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邻接空间三种权重矩阵下对金融开放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金融开放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说明城市之间经济的相对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原因;在邻近关系上,金融开放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表明本地的经济增长除与本地金融开放水平有关外,也与相邻城市金融开放水平有关;但分析认为,地理距离不是决定金融开放经济效应的主要因素;存在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实现机制,且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叠加效应强化了该实现机制。据此,本文认为,以五大都市圈为单元进行金融开放,并与相应的发展政策相结合将是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研究

基于203个城市截面数据,运用OLS以及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以及不同消费水平数字经济对消费支出影响规律.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提高,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不足;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呈现倒"U"趋势;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科技创新系数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由负向抑制转向正向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由正向促进转向负向抑制.     

我国区域城镇化的碳排放效率时空动态效应研究

发挥城镇化在碳排放效率提升中的积极效应是我国在实现“双碳”目标条件下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以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NCSE—E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并运用动态GMM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的碳排放时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碳排放效率整体上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碳排放效率均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斜“√”型演变态势;2012年起我国省域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逐步收敛;虽然我国城镇化整体上对碳排放效率提升存在显著性促进效果,但城镇化的碳排放效应随着区域城镇化水平上升而下降;数字化、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分别是低度、中度和高度城镇化地区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重要短板,环境规制是所有地区的主要制约瓶颈。     

中国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

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区域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区域发展正在由"带状"转向"块状",区域经济正在由省域、行政区经济转向城市群经济。基于2002—2013年城市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VAR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法实证考察了中国五大国家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呈非均衡态势,由基尼系数刻画的经济发展相对差异呈总体下降趋势;(2)长江中游、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他城市群区域内差异呈总体下降趋势;京津冀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差异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他城市群区域间差异均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10%显著性水平下,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对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具有单向溢出效应,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之间存在两两双向溢出效应,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之间无显著溢出效应。     

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演进与驱动力

研究目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2006～2018年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水平与差异,探究其演变规律及驱动力。研究方法:从融合基础、融合深度和融合绩效三个维度,采用AHP-Entropy组合赋权法构建融合指数,综合运用指数分解、对比分析法和σ敛散分析法,探究融合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全国城市的整体融合水平持续改善,其中技术进步是核心动力,发展方式转变是重要路径,环境治理强度是关键支撑;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融合的演进及驱动力差异显著;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是资源型城市破解“资源诅咒”的重要途径;以“增长极”为引领的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有效提升区域整体融合水平。研究创新:从融合的视角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并发现了资源型城市和城市群融合水平的提升路径。研究价值:有助于厘清不同城市的融合水平和驱动力差异,对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精准施策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