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正“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间资本错配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错配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3)扩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前沿技术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以及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的耦合性分析——以工业废气排放与治理为例

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的双向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地区性差异,以深入研究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的耦合性。研究发现: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双向非线性关系,即双向的倒"U"型关系,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一个优化区间,即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的对数大于10.583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对数大于12.992。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双向性倒"U"型关系显著且稳定,而中部地区却为"U"型和倒"U"型互存的情况,既不显著也不稳定。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原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模型进行修正,对中国1978~2012年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的时间区间内,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不存在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假说的结论,而是呈现正"U"型的关系。     

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分析

论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保险规模、信贷规模和股票市场规模代表金融结构,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金融结构、效率和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保险规模、信贷规模、股票市场规模、金融效率、金融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保险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倒"U"型关系;信贷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股票市场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由正转负;金融效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倒U型关系形成机理及其检验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潜力,但是否能持续改善创新绩效目前还存在争议。文章提出一个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理论,认为数字化投入具有信息成本性质,在改善信息不对称缓解创新融资约束同时,也导致企业资源配置产生扭曲,使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利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显著并稳健;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支持了文章提出的倒U型关系形成机理;民营企业已进入倒U型下降区间,且对创新投入形成实质性挤出,为此建议：建立科学的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加强对创新型特别是民营创新型企业金融支持;通过政绩考核机制减少因地方政府竞争而产生的次生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分析

全球价值链嵌入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与其影响经济贸易的逻辑一致,本文运用微观和城市层面的结合数据,研究了中国285个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2)从地区异质性上看,中部地区的检验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东部地区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西部地区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3)从嵌入度异质性上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只存在于高嵌入度城市,且倒U型拐点向后偏移,位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较高的位置.(4)从时间维度上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2007年以后演变为了负向关系,表明在2007年以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越高,抑制效应越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与产出关系实证研究——企业层面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近年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如国家或者省份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样本量的过少可能会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检验受到影响。本文将研究企业产出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由于采用了样本量巨大的微观企业数据,从而得出的计量结论更令人可信。检验结果认为:企业污染排放量与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不过企业污染排放量与其人均产出之间存在近似线性的关系。企业层面存在的倒U型EKC为企业提高产量缓解环境压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1-2006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废水4种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等4种环境质量指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并不是都存在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经济增长指标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之间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与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强度均呈倒“U”型关系,与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则呈正“U”型的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上,以绿色索洛模型为分析框架,将数字经济引入其中予以改进拓展,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提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碳排放呈倒U型曲线的可能性。实证分析上,使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猜想。结果表明：碳排放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因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不均衡特征,异质性分析得出该倒U型关系在数字经济中高发达地区和数字经济低等与欠发达地区均存在。据此,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的作用关系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审计费用

以2011—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初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金融科技增强带来的审计费用下降效应会超过因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提升的审计费用上升效应,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说明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之间呈先扬后抑的倒U形关系。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作用于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审计风险与成本变动,最终影响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审计主体来自国内四大审计事务所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非线性作用增强;审计客体是上市银行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商业银行时,数字技术能更有效地对审计费用产生非线性效应;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程度和法律水平较高、数字金融监管较严的地区时,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的倒U形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从审计费用角度丰富了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研究,为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决策提供参考。     

我国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1998-2004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研究了3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在3种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二氧化硫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N型曲线,与多数研究结果不相符;同时,第二产业比重、经济增长速度、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政策强度四个解释变量总体上对3个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并包含明确的政策含义.     

信贷投向、中小银行成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性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表现为:(1)整体上,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并没有找到在三大区域内存在"倒U型"关系的证据,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力量越小;(2)投向城市的信贷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显著,而在农村金融机构配置资金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投向农村的信贷显著地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3)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中小银行的成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在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中部地区更为明显。     

信息化对高校知识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测度中国高校知识创新效率及区域信息化水平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支持力度、城市化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考察了区域信息化水平对高校知识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信息化对中国高校知识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信息化和知识创新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随着信息化水平由弱变强,其对知识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呈现出"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东部地区信息化与知识创新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信息化与知识创新效率之间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倒U型"的关系。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工业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于中国1998—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8—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取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等五类工业污染指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污染指标得到的环境——收入曲线形状不同,包括倒U型、N型、U+倒U型等。就本文选取的污染指标而言,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数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环境拐点,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差异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也是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要保障。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并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三个层面分别检验,发现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同样呈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覆盖广度则始终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鉴于此,各地应努力改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条件,消除消费者适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软硬件”约束,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跨区域协同发展,助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碳排放、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关联性实证研究

当前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温室气体减排与对外贸易、金融发展等主要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利用1982~2011年的数据对碳排放、对外贸易、金融发展、能源消耗、经济增长等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ARDL边限检验法对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得出长期关系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非线性倒U型关系,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贸易开放与排放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并未引起污染转移。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动金融向有益于碳减排的方向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收入差距、有效需求与自主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中国自主创新呈倒"U"形关系,收入差距既可以通过扩大创新产品的需求规模促进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又可以通过抑制消费结构升级最终阻碍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收入差距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其影响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其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乡收入比均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对这些地区而言,适当的收入差距促进了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生态经济视角下的西部地区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引入SBM模型测度西部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基础之上,从生态经济的视角系统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竞争力普遍较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与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悖,这与产业结构因素密切相关,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通过第二产业对城市的生态竞争力产生显著阻碍作用,而通过第三产业对其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技术进步因素和环境规制因素中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对于城市生态竞争力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城市规模因素对于生态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尚未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