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城镇化的时空演进——基于社会行动理论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学者应贴近微观主体的日常实践,把握农民进城的真实逻辑。以皖南地区的三个典型农村家庭为例,从“收入的城镇化”和“居住的城镇化”两个维度回溯其城乡迁移的时空轨迹,并运用社会行动理论分析其演进机制。发现：在“家本位”价值观的指引下,围绕着“体面进城”目标的家庭策略是城镇化的驱动力,教育集中化的社会变迁造成城镇化轨迹的代际差异,人力资本制约着城镇化的空间层级和推进速率。由此,将农村家庭的进城路径归纳为两种模式：“一步城镇化”,指城镇化程度迅速提升的由乡到城的单向流动,以大中城市为目的地,针对村庄中的富裕阶层;“分步城镇化”,指曲折渐进的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针对村庄中的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     

教育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与规划政策反思

县域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在一些户籍人口规模大的县域,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而教育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剖取皖北太和县重点研究,发现该类县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基础教育驱动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景观,现象背后折射出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用时空成本换代际流动的诉求,即该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村学生家庭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式转变,家庭成员因就近陪读和远距离务工相结合而呈现横跨乡村—本地县城—异地大城市的时空离散.以教育为媒介,上一代在付出巨大时空成本的同时,下一代进行着"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社会习得,积累融入社会阶层体系的文化资本,乃至以考学作为通道,实现基于代际之上的城镇化.研究对于具体规划实践中,认识县域城镇化的特征趋势、扩大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负债求学

在甘肃省会宁，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然而残酷的现实令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     

新农保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的困境与重构——以湖北恩施州为例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空巢"现象加剧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速度更显加速之势。从分析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的原因入手,提出了通过理顺农村土地流转关系、发展乡镇企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应对措施,意在通过提高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同时,实现农村家庭养老与农村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     

家庭养殖业如何适应市场新需求?

在河南省农村,家庭养殖业仍占有一定的比例,搞好家庭养殖对繁荣农村经济大有帮助,下面介绍一下在发展农村家庭养殖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1.在猪品种选择上要发展“小肚子”猪,消灭“大肚子”猪。各地未经杂交改良的猪种多为肥肉型,猪的肚子很大,皮下脂肪很厚,这种猪在市场     

安阳农村养老：一县一特色

近年来，河南省安阳市农村的大多数青壮年都在外务工或经商，农村变成了以“老弱幼”为主的空巢村。根据调查，目前绝大多数老人还是希望在家中养老，原因有二：一是故土难离，二是在家养老成本相对较低。但随着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和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渐弱化，家庭出现空巢的现象增多、养老质量下降、养老实际效果与老年人预期存在差距等问题，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幸福感。     

浅析对隔代教育误读的原因

本文从对隔代家庭的界定入手,探讨和分析了为何近年我国隔代教育被越来越多地采用,而又广泛地成为社会担心和指责的对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对隔代教育界定一直较为模糊,导致了对我国隔代教育现状的认识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首先,由祖辈和孙辈两代构成的狭义隔代家庭在我国整个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只在1％～2％;其次,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通常被误读为隔代教育问题,事实上生活在狭义隔代家庭中的农村留守儿童只占全体的20％左右：再次,从广义隔代家庭来看我国任何一种家庭结构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着隔代教育而非只存在于祖孙两代的家庭,并且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享有隔代教育资源,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普遍地会出现亲属之间关系的疏远和亲属组织的“功能丧失”等特征;最后,即使是我国隔代教育资源也并非是取之不竭的,因为当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结束时,隔代教育也会自然地减少。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教育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性,当前农村家庭在高等教育投资中主要存在投资能力弱、高等教育信息存量不足、成本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等问题。本文针对农村家庭在高等教育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关注高教信息、树立成本意识和风险意识等应对措施。     

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职业教育有效对接新模式探析

随着人口流动性加大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选择外出求学和就业,越来越少的青壮年选择到农村务农,农村老龄化现象严重。将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本文从新型职业农民的成因和特征入手谈起,进而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和职业院校对接的具体策略,以期能对我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有所助益。     

期刊方阵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速城镇化胡鞍钢在《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撰文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所谓“解放农民”,就是把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从事非农产业,也鼓励他们迁入城镇;所谓“投资农民”,就是投资于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这包括教育、卫生和医疗、计划生育、清洁水供应等公共服务,提高他们发展的能力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所谓“转移农民”,就是帮助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去,从农村地区迁移出去,创造良好的…     

养老机构：渴望走出困境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是每个人的理想,但当老龄化社会渐渐向我们靠拢,城镇化进程、“421”（4个老人,1对夫妻,1个孩子）家庭结构使“空巢化”现象凸显之时,维系中国几千年的“养儿防老”模式却被迅速解构,背负重担的“421家庭”,硒对2个人照顾4位老人的尢奈,已然感到力不从心。一项调查冠示,59．7％的人感觉自己赡养老人的压力大。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武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房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养老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要认真而对的问题。     

就近就业与家庭重建

"远离故乡,外出就业"已经成为当今一种社会现象,而远在他乡就业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开始慢慢得到人们重视,于是就近就业得到人们的关注。远离家乡带来的空巢现象、幸福感降低、家庭价值观缺乏,都会造成家庭的不稳定和家庭的破裂。而就近就业不仅能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还可以促进中国城镇化,减轻财务负担。实现就近就业,既有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和家庭凝聚力,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金融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威海地区为例

城镇化是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的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金融服务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威海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工具选择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了现有金融服务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并从金融制度、融资模式、金融市场体系等多方面提出金融创新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并初步构建了适应当前城镇化发展需要的金融创新体系,以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性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家庭旅游消费——来自“高铁县”的经验证据

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微观家庭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匹配2012～2018年县域高铁开通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本地家庭的旅游行为，相较于“非高铁县”的家庭而言，“高铁县”家庭的平均旅游出行概率和旅游消费金额均明显更高，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不变。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主要通过改善出行条件、增加出行人次、扩大出行半径，以及促进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等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闲暇时间更充裕的家庭而言，高铁开通对其旅游消费的提升作用更强，高铁也更促进了家庭的短期污染规避行为。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助力国内大循环提供经验证据。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株洲市社区教育发展分析

社区教育是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关系到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效果。本文阐述了城镇化与社区教育的关系,分析了株洲市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从社区教育规划、实施和资源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治本之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最初的“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村“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发展战略构成了国家探索适合中国发展战略的主线。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国上下普遍关切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量市县层面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人口再分布密切相关。行政区划调整适应了城镇化进程的需要,为加快城镇发展,促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撤县设区释放了一批中心城市的增长潜力,对城市群核心载体的培育,城市集聚效应的外溢发挥着重要作用。撤县设市脚步的放慢,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完善。在此认识基础上,结合对未来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推进县改市进程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建议,并在GIS平台上识别了我国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区域。     

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地价评估差异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自2003年开始,我国各地开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按“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纳入统一的土地市场。这一举措将有利于盘活农村原有的建设用地,从而大大减轻对新增建设用地需求的压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却很难实现“同地、同价、同权”。因此,从多个方面分析这种现象产生原因并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重庆市彭水县：质量培训提升精益求精

彭水县就业局抓住国家支持家庭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将“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工作纳入农民工工作重要内容，先后开展了调查摸底、清理统计、调查调研、引导发展、组织培训等系列工作。特别是今年以来，县就业局采取“不求数量但求质量”的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方针，在培训质量提升上做到精益求精。     

数字信贷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要求。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的发展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本文基于地区金融发展和微观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数字信贷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数字信贷和银行网点扩张之间存在“U”形关系,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银行中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在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数字信贷和银行网点扩张间的“U”形关系更加明显,同时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扩张与数字信贷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明显的“U”形关系。在微观层面,本文发现数字信贷与家庭正规贷款规模之间也呈“U”形关系,这是对宏观实证结论的进一步验证。本文为理解数字信贷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提供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证据,“U”形关系的发现也解释了相关文献的部分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