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新基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通过一系列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贡献度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第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新基建赋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数字新基建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及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文章从基础支撑、技术水平、总体收入、贸易潜力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法与空间计量模型,对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及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区域与各省域间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东南沿海地区省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内陆省域;中国数字贸易在全域与局域方面的空间关联效应均较为显著,全域方面空间正向关系逐渐增强,局域方面从东南向西北梯度递减;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受科研投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因此,需要协同建立区域数字贸易发展联动机制,全方位增加数字贸易发展科研投入,着力完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价值链,整体推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识别和经验证据

在构建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构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壮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却对第一产业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更大的促进效应;相较于财政依存度低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依存度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015年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增强数字技术科技创新、培育复合型高端人力资本。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收入不平等?——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据要素不断深化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维度,深度剖析数字经济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收入基尼系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具有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加深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对本地区的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扩大周边区域的收入差距;中国区域间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影响效应空间异质性突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拉大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基于所得实证结果,为缩小数字经济时代的收入差距,本文提出要加强平台监管与反垄断规制、调整和改革现有劳动保障制度、完善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和完善落后地区及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东中西部数字经济发展协作机制等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政府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投资方向，其将如何影响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区位、互联网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第三，在东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创新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协同效应视角

创新基础设施作为科技创新的载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创新基础设施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2)2011—2020年,除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外,创新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及其协同效应增强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且提升程度占整体增幅的22.23%,其中,设施协同效应、商业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制造业企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1.11%、27.78%、5.56%、-22.22%;(3)从空间效应分解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空间溢出(占比93.63%),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小(占比6.37%);(4)创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结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创新基础设施协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基础设施及其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异质性上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数字经济影响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但国际贸易合作并未因此按下“暂停键”,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成为各国合作的新契合点。文章选取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进步能显著促进中国低碳贸易竞争力的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低碳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应大力支持并推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融合数字技术,提升绿色技术水平,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提升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时空格局的影响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水平在时序上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格局,同时空间分布存在明显集聚特征。(2)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本地居民消费升级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对于邻近地区居民消费升级水平也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缩小了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差异。(3)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加速市场化进程,进而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促进数字信息技术与居民消费的深度融合,统筹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地区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推动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升级。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PM2.5、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减少污染排放。本文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地区空间差异,也佐证了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高效优质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源的关键抓手，能够有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贸易能够有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受到市场开放度的调节；此外，从数字贸易各维度看，其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是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和物流业升级对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三是空间回归表明某一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贸易能够有效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区虽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数字贸易各维度中，数字技术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业化贸易在东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有助于理清数字贸易和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我国通过发展数字贸易进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网络基础设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衡量网络基础设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对设立批次早、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4)网络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