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

社区并非一定是有效的初级治理单元,较大的社区社会空间制约了社区有效的自治;范围相对较小的居民小组、院落、门栋等有形的社区社会空间以及各种志愿文体娱乐组织等无形的社区社会空间更容易使居民形成集体行动,提高治理绩效.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进行验证后,得出结论:中国城市社区内部治理单元应该多层次和多元化,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体制、政策法律路径

社区建设启动以来,社区的自组织机制得以恢复并逐步发育,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居民及其自治组织更多地是在扮演"被组织"者的角色.这已成为制约社区建设和社区自组织能力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不能局限于社区共同体本身,还需着眼于体制、政策、法律这些外部社会环境.文章就此作了两个方面的重点对策分析:(1)以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为关键,拓展社区自组织能力的体制空间;(2)以居民自治为着力点,拓展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政策法律空间.     

北京市胡同社区户外环境对儿童感知及体力活动的影响——以钟楼湾社区为例

本文采用拍照实验、访谈式问卷及扫描式观察法对钟楼湾社区6～12岁儿童的户外体力活动及活动空间进行调查,试图了解北京市胡同社区户外环境对儿童体力活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场地宽敞、平坦、有树木、色彩鲜艳、有可玩的设施是胡同社区儿童理想的户外活动空间构成要素;(2)胡同拐弯处及尽端式小巷是儿童活动最频繁的场所;(3)胡同社区内的商业店铺会增加儿童户外体力活动机会,但沿街分布的商业店铺周边吸引低强度的体力活动,而结合广场布置的商业店铺周边吸引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该研究成果可供北京胡同社区乃至其他城市的传统住区更新改造进行参考,从而引导此类社区向适宜儿童居住的环境发展.     

空间正义、社区赋权与城市更新范式的社会形塑

提出了城市更新范式社会形塑的理论逻辑框架:"空间正义(原因)——社区赋权(过程)——政策悖论(绩效)"。研究表明:(1)对空间正义的追求是城市更新范式变革的本质原因;(2)社区赋权作为推动城市更新范式变革的关键途径,通过社区组织或社区个体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3)社区赋权的绩效依赖社会自治土壤,可能导致政策悖论,需要审慎选择推进时机与力度。这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更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     

特色小镇原住民邻里交往空间探析——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

特色小镇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探索,致力于打造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社区。伴随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及新产业、新群体的涌入,原住民邻里关系发生转型,交往空间渐趋衰退,交往需求冲突显现,不利于未来社区和谐邻里场景的构建。以杭州市梦想小镇创业大街作为主要研究区域,以原住民邻里交往行为作为切入点,分析其邻里交往空间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对大街内部邻里交往空间的改进建议,改善原住民邻里交往缺失的现象,为特色小镇邻里交往空间的营造提供一定的参考。     

城市老人、儿童适宜性社区公共空间研究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适宜性提出更高要求,老人、儿童是参与社区活动的主体人群,良好的环境既可以增进老人邻里交往、提升归属感,也促进了儿童游戏活动,减少肥胖、孤独等不利因素。基于社区公共空间的现存问题,通过对天津市5个社区发放问卷、小组访谈、观察、行为地图等方法收集了老人、儿童的主观空间认知、活动需求、环境偏好数据,用二元和多元的统计方法量化分析老人、儿童的主观评价、活动需求、环境偏好的趋同性和差异性,最后结合居住区规划、景观等设计理论提出适宜性社区公共空间建构策略。     

社区儿童户外活动场地设计

由于社区儿童户外活动不被家长和社会重视,很多社区儿童活动场地及其单调.而且活动场地的设计没有考虑儿童的心理和需求,也没有设计理念和规范可依.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社区自治：冲突与回应——一个业主委员会的成长历程

住房制度改革推动了城市社区物业结构的变化并影响着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路径。本文以上海某业主委员会成长个案为切入点 ,对房屋产权变迁所推动的制度变革过程予以考察 ,从中探讨社区自治力量的发展状况和现实途径。由于各小区物业结构存在诸多差别 ,导致社区自治的模式难以统一。社区业主骨干如何拓展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的自治空间并争取制度支持 ,是社区自治得以发育的关键所在     

社区建设的组织化困境

随着基层社区组织的多元化,社区类型出现了较大的分化,社区自治出现了不同路径的选择。在一些业主自治型社区及混合过渡型社区中,业委会作为核心自治组织,常常不能有效解决其内部业主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显现了城市社区建设的组织化困境。由此,在当前社区自治的组织基础薄弱,亦即社会自行生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居委会等代表国家力量的适度介入仍是必要的,混合过渡型社区在当前仍有着较强的适应性。     

“五社联动”助力社区养老服务的实证研究——以江油市D社区为例

“五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和社区自治组织五者之间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联动机制。本文以江油市D社区为例,以D社区的社区老年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切入点,介绍“五社联动”模式运用于社区养老服务中的具体情况,并对其创新性进行分析,希望为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社区管理需要政府和群众的互动

<正>江苏省太仓市委、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针对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中的行政权力过大、自治能力偏弱这两个问题,重点突破互动衔接机制的建立,为农村社区建设搭建政府行政管理和群众自治管理良性互动的大舞台。     

日照市探索建立农村社区自治清单制度

为保证农村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自治职责，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村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山东省日照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山东省村民会议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探索建立了农村社区自治清单制度。     

未来已来：旧改类未来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近几年来，各地对社区的关注和研究层出不穷。浙江省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已在三年内(2019-2022)探索出一条从提出“未来社区”的概念到首批“未来社区”真正建成之路，并制定一系列创建评价标准用以指导未来社区建设。而社区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其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对社区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试图面向旧改类社区，对评价标准进行解读，认为未来社区公共空间的特征是共享性、立体性和交往性，并将各类空间细化分类；以朱雀社区为例从人、物、制度三个影响公共空间布局的因素入手，形成如何增加能量空间、转换空间、学习空间、议事空间、智能空间等新型空间类型的策略；从而能更好地指导旧改类社区更新，达到未来社区评价标准。     

元治理: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 ——基于D社区T号院的调研

新时代下的社区治理已呈现出主体、形式等方面的变革趋势,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理念下,回应随之而来的社区治理主体的诉求、行动和资源分散问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欠缺、自治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极为迫切。D社区T号院对党建引领下社区多元合作的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对其进行研究,发现其呈现出基层党组织统筹资源、引领内核,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居民明确定位并共同合作参与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格局,这种元治理者统筹多方、多方主体力量平衡的治理机制,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实践。     

社区公交服务供给与公交社区规划——以深圳大学城为例

一个公交线网布局合理与运行良好的社区公交不仅是建设公交都市的基本单元,还是引导市民低碳出行的有效途径。以深圳大学城为例,分析了社区公交服务供给中存在的供给主体意愿和能力不足、公交线网接驳系统不完善、自行车与步行系统规划滞后和道路环境不够友好等问题。在创建公交都市背景下,社区公交应实现运营模式与空间规划两个层面的创新,进而实现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为绿色、更具活力的公交社区发展愿景,相关策略包括:1)提升社区自治与公交服务自给水平;2)优化公共交通线网与接驳系统;3)营造有利于公交出行的社区道路环境;4)开通社区定制公交信息共享平台。     

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研究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自治机构利益代表性、自治机构换届选举、"自治机构、公共组织、政府部门"回应性等是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因素。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出发,应该注意通过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水平,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型、角色转换,强化农业转移人口组织化程度,完善基层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制度,提倡自治组织、公民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等途径,构建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治理环境、制度环境、组织环境,进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伟大战略目标。     

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农村社区，是指在农村地域中以建制村或中心村为一定范围，以农民为主体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以村委会为农村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便于镇街指导，便于以村委会为主体进行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具有明显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近几年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作出了贡献。     

疫情时刻社区自组织形成的逻辑、条件及其反思

2022年3月底,由于新冠疫情的快速传播,上海实施了全域的静态管理。正当市场力量停滞而失灵,政府面临巨大职能挑战,也出现了部分失灵的时候,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众自组织迅速成长起来,弥补了政府、市场的短期失灵,帮助解决了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在上海疫情全域静态管理过程中,从社区精英的带领、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和自下而上的发生路径三个方面,分析了社区自组织快速形成的内生逻辑。然而自组织的形成具有一定外部条件,从公共突发性事件、自治平台的完善和市民意识的积淀三个方面阐释了社区自组织形成条件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网络案例,分析了社区自组织存在的内部纷争问题,传统社区组织的能力不足以及各方利益的协调不畅等问题。最后,从政府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公民意识的发展和保护,基层组织的能力提升等角度提出了对社区基层治理一些思考与反思。     

老年人社会交往层次与社区建成环境重构

社会交往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和健康状况。已有文献中对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缺乏细分,更没有针对不同社会交往对社区建成环境的差异化需求进行研究。对重庆4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除了子女,邻居是老年人深层交往的重要构成;而居住区周边的菜市场/路边小摊贩、商店/超市的售货员等是老年人浅层次交往的主要对象。通过研究和分析,针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需要,从邻里社区规划和设计的角度,对提升社区建成环境,满足老年人深层和浅层社会交往的需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措施,包括:公共空间和设施的供给、公共交通的完善、商业的布局等。     

疫情下的“首道防线”:从就医企划审视家与社区地方秩序重构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家庭和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最小单元.然而在疫情期间,居民的就医活动受到居家抗疫和社区封闭管制的制约,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较大负担.如何主动调整家的地方秩序以实现特殊时期的就医企划,满足患病群体的健康维持需求,同时保障其他家庭成员的防疫需求,亟需对个体活动、个体企划,家庭联合活动、家庭企划进行重新的安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