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战争记忆:二战对当今欧美战争观的塑造

战争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是战争观,战争观受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其中战争经历具有重大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西欧)和美国战争经历的差异塑造了战后不同的欧美战争观。正是在这种战争观的指导下,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二者的对外行为差别很大。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能忽视一个民族的历史观和战争观。     

妇女与战争——对西方女性主义战争观的理解与反思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议题,西方女性主义深刻揭示了妇女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各种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战争观。作者尝试在探讨西方女性主义在妇女与战争问题上的共识的基础上,从认识方法、分析视角和解决路径等角度对三种典型的西方女性主义战争观进行梳理和比较。在分别评价其贡献与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妇女与战争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对女性真实体验的研究;性别认同与其他认同的相互联系及其对战争认知的综合影响。最后,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提出建议:一要深入研究战争中女性的日记、书信及二战后的口述等材料;二要通过跨学科的努力,为性别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真实关联建立系统性的解释体系。     

妇女与战争——对西方女性主义战争观的理解与反思北大核心CSSCISSCI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议题,西方女性主义深刻揭示了妇女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各种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战争观。作者尝试在探讨西方女性主义在妇女与战争问题上的共识的基础上,从认识方法、分析视角和解决路径等角度对三种典型的西方女性主义战争观进行梳理和比较。在分别评价其贡献与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妇女与战争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对女性真实体验的研究;性别认同与其他认同的相互联系及其对战争认知的综合影响。最后,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提出建议:一要深入研究战争中女性的日记、书信及二战后的口述等材料;二要通过跨学科的努力,为性别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真实关联建立系统性的解释体系。     

战争带来的迷惘——评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生长在战乱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海明威对待战争的观点非常明确,其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世界上无比糟糕的事情,他将这种观点带入到作品中,又通过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场景,进而充分的表现出来,在《永别了武器》中,他表述了战争是令人迷惘的,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能够摧毁爱情,清晰的表述了他的战争观,我们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做了简单的分析评价,探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反战观念。     

战争始于何处?——修昔底德的阐述与国际关系学界的解读

作者分析了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论述,并将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和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的解读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修昔底德强调这场战争本身及其起始过程的特殊性,国际关系学者则往往试图从修昔底德的论述中提炼出战争爆发的普遍原因。其次,修昔底德并不寻求现代意义上的"原因"和因果关系,而只是记述他所见之事,即战争的起始过程或预兆;国际关系学者寻找的则是导致战争的一种或多种原因,并想要以此来预防或控制战争。修昔底德与当代学者之间的思想差异促使我们思考: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当如何阅读经典著作?     

战争始于何处？--修昔底德的阐述与国际关系学界的解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分析了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论述,并将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和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的解读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修昔底德强调这场战争本身及其起始过程的特殊性,国际关系学者则往往试图从修昔底德的论述中提炼出战争爆发的普遍原因。其次,修昔底德并不寻求现代意义上的"原因"和因果关系,而只是记述他所见之事,即战争的起始过程或预兆;国际关系学者寻找的则是导致战争的一种或多种原因,并想要以此来预防或控制战争。修昔底德与当代学者之间的思想差异促使我们思考: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当如何阅读经典著作?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新态势

伊拉克战争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的冲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完成了从世界政治的“体系变革”。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 10年的过渡之后 ,国际体系的单极特征已经非常明显 ,系统内的大国均势基本崩溃。如果我们无法站在体系变革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争的影响 ,那么 ,很可能将失去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洞察力。尽管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多极化进程从此暗淡。国际格局中一系列新的战略性动向值得我们深思。     

格老秀斯的遗产——浅评《雨果·格老秀斯与国际关系》

在探究和构建近现代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脉络和知识谱系时,格老秀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法学三部曲”《捕获法论》,《海洋自由论》和《战争与和平法》被公认为是国际法学界的经典权威.其著述中的观点、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已形成了学者普遍认同的“格老秀斯传统”.在阅读《雨果·格老秀斯与国际关系》的基础上探讨格老秀斯的“遗产”,即后世对格老秀斯思想及影响的各种争论.     

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统计分析 ,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发展趋势。在对此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又考察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范式变迁”问题。从这些考察及其在这种发展、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期刊从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因而进一步思考国际关系期刊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理论之间的关系及理论的应用

首先谈一下国际关系各大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每个理论都为研究国际问题提供观察、理解和解释的视角和方法。从横向上看,世界纷繁复杂,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把对世界体系中的行为体产生作用的每种因素都罗列出来,但这只能使我们对国际关系有一个“全面”而“肤浅”的认识。为了深刻认识国际关系,我们需要从体系层次上找出对行为体起到最大影响和作用的动力,对其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这种“片面”而“深刻”的研究就是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主流理论的差别在于它们对国际体系…     

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国际研究的批判传统及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研究的批判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而且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流派如自由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方法上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的理论在其出现之初都是以批判形式出现的。自由理想主义最初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理论的面目出现的,现实主义最初是以反对绥靖法西斯的和平主义思潮登场的,实证主义最初是同反对冷战与越战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与当代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共同构成了国际研究的批判传统。作者通过回顾国际研究的理论史,认为这种批判传统立足于变化的具体现实,质疑流行的实践及其背后的理论,反对战争、强权、剥削、专制和排斥,提倡和平、发展、民主、解放与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非暴力的、可行的替代方案。今天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要求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在许多方面与这种批判传统是相通的。中国学者可以从批判传统吸取许多理论营养,以充实和丰富中国的国际研究,证明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正当性。     

试析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证问题

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类研究取向孰是孰非的争论。从实证主义的含义及其遭受的质疑出发,作者深入阐述了用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事实的可能性,认为用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是可能的、必需的,也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就是必须将其限于特定的适用领域——研究活动的观察和描述阶段,从而初步解决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对实证研究的误解或滥用等问题。     

温和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罗伯特·吉尔平教授访谈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过去近1/4的世纪里,罗伯特·吉尔平教授无疑是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如《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已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我国学界广泛研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篇访谈是在罗伯特·吉尔平教授(RobertGilpin)与代表《国际关系》杂志的肯·布斯(KenBooth)教授、伊安·克拉克(IanClank)教授、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教授以及柯林·怀特(ColinWight)博士之间进行的。在这篇访谈中,吉尔平教授不仅就现实主义、观念与外交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相关问题做了较为精辟的点评,而且还简要回顾了其自身的学术历程和心得,并适时地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论。这篇访谈原载于英国《国际关系》杂志2005年9月号(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9,No.3,Sept.2005,pp.361-372.),本刊得到了《国际关系》杂志及其出版机构的授权,现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温和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罗伯特·吉尔平教授访谈

在过去近1/4的世纪里,罗伯特·吉尔平教授无疑是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如《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已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我国学界广泛研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篇访谈是在罗伯特·吉尔平教授(RobertGilpin)与代表《国际关系》杂志的肯·布斯(KenBooth)教授、伊安·克拉克(IanClank)教授、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教授以及柯林·怀特(ColinWight)博士之间进行的。在这篇访谈中,吉尔平教授不仅就现实主义、观念与外交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相关问题做了较为精辟的点评,而且还简要回顾了其自身的学术历程和心得,并适时地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论。这篇访谈原载于英国《国际关系》杂志2005年9月号(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9,No.3,Sept.2005,pp.361-372.),本刊得到了《国际关系》杂志及其出版机构的授权,现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越来越"聪明"的导弹

究竟谁能赢得未来战争,并不完全取决于谁拥有高科技的武器装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人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正义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这是已被人类的战争史多次证明了的,是一条颇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去摧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观点。有些妄图称霸于世界的战争狂人,也在不断地利用最高新的科学技     

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研究。研究文本,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就是运用诠释学方法理解其意义并做出适当的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文本的技艺学,诠释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方法。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尽管多数研究者的路径属于这种方法,但通常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从研究旨趣来说,进行意义的诠释不是要提出解释客观规律的理论,也不是要提出假设进行论证与验证,而是要得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方法的运用比较随意,缺乏严谨的路径和步骤,因此容易造成难以创新和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不能没有理解与解释,因此对诠释方法的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和可能的。     

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

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研究。研究文本,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就是运用诠释学方法理解其意义并做出适当的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文本的技艺学,诠释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方法。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尽管多数研究者的路径属于这种方法,但通常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从研究旨趣来说,进行意义的诠释不是要提出解释客观规律的理论,也不是要提出假设进行论证与验证,而是要得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方法的运用比较随意,缺乏严谨的路径和步骤,因此容易造成难以创新和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不能没有理解与解释,因此对诠释方法的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和可能的。     

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应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相链接。作者认为,冷战国际关系的“经历”不仅应该成为检测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而且也应该成为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设定以及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与模式检验的参照体系。自冷战以来,主要大国不断解密和公布的档案文献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难以替代的“数据库”。如果中国“新生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能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深刻与精确的诠释并进行延伸研究,同时尝试采用“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必将为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及当代论争

在国际关系领域,战争伦理是一个带有鲜明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战争伦理的纯理想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认知方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皆日渐式微。当代西方战争伦理的主流是务实的和平主义,其体系可划分为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和战争责任伦理三个方面,这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先发制人、核伦理以及太空军事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尽管战争伦理在当前的实际运用中仍然受到现实环境的极大制约,但从长远看,由于战争制约及规范机制的完善、战争观念的转变、战争博弈的推动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伦理在未来发挥作用日趋增强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当扛起国际道义的大旗,积极充当现有伦理秩序的合作者和主要参与者,逐步争取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