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聚集、经济扩散及其不一致状况——来自长江三角洲的经验研究

在区域发展环境变化及发展格局转变情况下,文章引入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对比分析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及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并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对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分布向边缘区扩散的格局下,人口分布总体呈现向核心区集聚的态势,由此带来的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变化主要表现为核心区的上升与边缘区的下降,且人口与经济空间布局的协调性有所提高。对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表明,市场力量、政府政策及城市发展状况等都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宁夏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地域差异及其格局演变研究

利用宁夏各县区2008—2013年的人口、GDP数据,借助Arcgis10.0软件,对宁夏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地域差异及格局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3年宁夏人口不均衡程度加深,经济不均衡程度减弱,但经济不均衡程度仍高于人口不均衡程度。(2)2008—2013年全区人口地理集中度格局总体上变化不大,宁夏北部地区的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受首府经济和矿区开发影响,集中指数较高。(3)经济和人口的地理集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4)2008—2013年,宁夏"人口和经济基本一致型"的地区有所增加,但仍然以"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型"为主。并在文章结尾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同类区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变化研究

采用重庆市40个区县1997-2009年人口和GDP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重庆市直辖以来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及其关系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结论如下: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圈"高、"两翼"低的特点;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相互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但总的来说不断趋向协调,表现在人口与经济集聚协调发展的区县数量不断增多;自相关分析表明Moran's I由1997年的0.7254下降为2009年的0.7162,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的数量都有所减少;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及关系的变化与自然条件、区位因素、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变动等密切相关.     

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关系研究

通过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市1982-2007年人口数据和GDP数据,计算了各城市的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等,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人口集聚特征和经济集聚特征,两者在空间上的匹配关系及不同步性.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三角洲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特点;根据这两个地理集中度指数将长江三角洲16城市为三种类型:人口集聚超前于经济集聚,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阶段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均位于苏州市域内,历史轨迹呈现出人口和经济重心均向西南方向移动,并在向南移动上更具相关性的特点,经济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人口重心的移动;分析表明,未来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中,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关系将趋向于协调发展.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山西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关系变化研究

基于山西省人口普查资料和GDP数据,利用地理集中度、ESDA以及区域重心方法,分析了2000-2010年经济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区域整体和区域内部对经济与人口空间关联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经济分布格局有较大改变,但由于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人口流动的滞后性,人口分布格局几乎不变;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在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出现极化现象,人口与经济不协调程度加剧的县域增加,并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但整体来看,2000-2010年山西区域均衡发展程度有所提高.     

乡村收缩背景下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空间耦合关系

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32个县域单元为例,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及人口集中度指数、经济集中度指数、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的测度,揭示乡村收缩背景下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8年,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呈现"南密北疏"的格局。(2)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性较强,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人口集中度指数南高北低且高值区域逐渐向北扩展。(3)经济集中度分布格局多呈现"双核"模式,且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大于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总体来看,近20年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类型中,协调发展型和经济迟滞型的县域类型居多。     

2001—2010年中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聚与均衡特征分析

采用增量分析、不均衡指数等统计分析方法,从地市级尺度对2001—2010年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特征与均衡过程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①我国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变化过程存在较强的规律性,主要呈沿海、沿江等主要空间发展轴及中西部核心节点城市集聚分布态势;②该时期东部地区人口集聚态势明显,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人口比重多数呈减少趋势,而中西部地区GDP比重在这一时期有所上升,恰恰与其人口比重增减趋势相反,从而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口和经济要素集聚的势能差缩小,使得我国区域人口和经济总体上向空间相均衡方向演进;③我国"东强西弱"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东西区域差距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占主导地位。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998—2008年人口和GDP数据支持下,应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结合耦合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在大的趋势上存在耦合关系;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南高北低,围绕经济区中心城市聚集;人口和经济聚集的主要轴线为浙赣线,次要轴线为昌九线,并表现出先在昌九线集聚,后向浙赣线集聚的态势;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高度相关;根据耦合指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型和经济落后型五类区域。     

基于ArcGIS-GeoDa的县域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格局演变特征研究——以京津保地区为例

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是增强区域联动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以京津保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GIS和Geoda等空间量化分析平台,采用空间可视化的方法并以京津保三地市所辖区县为评价单元,对2003、2007、2011和2015年等年份的人口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及其关联性的空间格局的逐年均衡度和变化态势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各市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所辖县域发展的均衡度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县域间人口和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也会对其人口-经济发展协调度布局产生直接影响,市中心辖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高,协调度也高,而市边缘辖区因人口与经济发展不一致而使得协调度较低。因此在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方面主要形成"高-高"型和"低-低"型两种局部空间集聚形态。研究对于京津保三地市率先实现协同发展和增强其对河北其他地区的辐射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长株潭城市群水资源与经济发展要素的时空匹配

水资源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等城镇化重大措施实施的资源制约因素。文章以长株潭城市群2009—2015年水资源分布、水资源配置、经济社会发展等相关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区域水资源与人口、土地面积、GDP等经济发展要素的基尼系数,对水资源分布、配置及其与经济发展要素匹配关系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水资源分布和配置与人口、土地面积处于高度匹配状态,与GDP分布处于比较匹配状态;但在县域层面,水资源与经济要素的洛伦兹曲线反映出两者存在空间差异性的特点。通过计算研究区域水资源—经济发展要素的不平衡指数,进一步探讨了区域水资源分布、配置与经济发展要素在空间上的协调格局,揭示其主要的影响地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以期为协调研究区域水资源与经济的发展,优化调控水资源的配置提供参考。     

城镇群空间结构与要素集聚

依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素空间集聚理论，展开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结构研究。通过城市引力、克鲁格曼指数计算，比较分析城镇群内部城市吸引力和城市产业分布的差异性，通过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集中度指标和不一致系数的测算，分析了山西省城镇群空间要素集聚效应。研究表明，山西省的城镇群规划与要素空间集聚趋势整体一致，城市间产业分工体系基本形成，城镇群的要素集聚效应明显，但人口与生产分布仍存在不一致性。研究认为，山西省城镇群发展应该继续明确各城市的产业分工和特色，引导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的一致。     

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冀150个县市单元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耦合协调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模式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了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如下结论:(1)市辖区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未来发展应当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着重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居住质量问题;(2)县域地区土地开发潜力巨大,但开发动力不足,应当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各县域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承接京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与土地建设;(3)促进京津冀内部的交通一体化和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促进京津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转和市场一体化,减少京津对河北以及市辖区对县域的虹吸效应。     

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夜间文旅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文旅经济形态，逐渐成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文章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叠加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省域尺度的分布较为集中。(2)在空间分布结构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南北分布不均，整体呈现南多北少、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规律；在三大经济地带上呈现东部较多、西部次之、中部较少的“凹字形”分异规律。(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两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密度分布特征较为相似，在空间上均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1个高密度核心区、京津冀地区和川渝交界处的2个次密度核心区，以及以3个密度核心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所形成的核心集聚片区。(4)在影响因素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受到经济水平、社会基础、旅游市场、文化环境、公共服务等人文因素以及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自然因...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中国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选择中国8155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传统村落整体上南多北少，呈现集聚分布的形态。(2)从空间分布均衡性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的态势，且有较高的集中度。(3)从空间分布密度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大致形成五大集聚区，分别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集聚区、东南沿海及其周边集聚区、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集聚区、云南边境集聚区、青海—甘肃两省交界集聚区。(4)传统村落分布受自然、经济、社会等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早期传统村落选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传统村落的保留及后期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从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政策环境和民族风俗等4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比较优势和“资源诅咒”悖论与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基于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原因的扩展分析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原因可主要归结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人口集聚规模、制度因素的地区差异,导致各地区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及要素配置方面出现差剐,"资源诅咒"并非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因此,具备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不断推动自然资本优势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化,通过将资源租金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地区间地理区住、人口集聚规模的差异,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渐进收敛.     

基于ESDA的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ESDA技术,基于GIS平台对2005年中国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发现2005年全国县域人口密度不仅数值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达0.55,而且空间自相关性较强,Mom's I指数为0.4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东北经济带仍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四川盆地是高高型人口集聚区.哈尔滨、长春、银川、昆明等城市地区是高低集聚区.低高型区域集中在高高型区域四周.西北干旱区、内蒙古北部、东北北部山区属于低低集聚区.将人口密度分为五级,通过人口重心观察,以及将人口密度与自然和经济因素叠加,发现气候和海拔高度仍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交通对全国人口格局影响显著.自然因素不同的组合形式将对人口格局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气候和地形因素长期稳定地影响人口空间格局,但其对人口空间分布的约束力将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经济因素是人口空间格局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     

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格局与问题区域识别

基于2000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格局特征、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并通过构建人口发展问题区域识别方法划分问题区域。结果表明:(1)京津冀人口空间分布疏密差异大,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快但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区域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长0.6个百分点,人口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大;(2)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介于0.0816~0.7670,分别有50%和25%的区县综合指数介于0.2~0.3和0.3~0.4;(3)京津冀地区可划分为8类人口发展问题区域,即综合发展滞后区(11.76%)、人口密度偏低区(3.92%)、城镇化水平偏低区(2.94%)、人口老龄化突出区(13.24%)、受教育水平偏低区(21.08%)、人口密度偏低复合问题区(9.80%)、城镇化水平偏低复合问题区(15.69%)、无突出人口问题区(21.57%)。研究认为,京津冀地区未来应以产业布局与发展为引导构建合理的人口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口有序有效疏解,重视并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次级中心全面发展。     

俄罗斯人口分布及其空间格局演化

通过收集俄罗斯历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Getis-OrdGi指数和Local Moran’s I指数)探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人口分布及演化时空特征。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口集中在靠近欧洲的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稀少,人口分布具有西稠东稀的空间格局;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南部形成人口高密度集聚区,西伯利亚西部、西北联邦区,以及南方联邦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形成人口冷点区及次冷点区(低集聚);从联邦主体(省域)变化趋势上看,1991—2012年俄罗斯93个联邦主体在总体上人口不均匀性的空间格局多年来保持相对稳定,但在中央联邦区与伏尔加河沿岸区高集聚区的一级行政单元个数逐渐增加,并形成了一个人口高度集聚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