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虚置难解决的障碍分析与政策路径选择

农地产权虚置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它表现在城乡地权主体二元分隔转化导致农民地权利益宏观面虚化,集体地权主体多元难确造成农民土地利益横向面分割,地权边界模糊与被规模化股份虚设导致农民地权利益流失。农地产权虚置产生缘由纠结而又复杂,解决农地产权虚置面临着农地确权给谁的认识障碍、确地依据标准的认定障碍、不敢充分赋权的思想障碍和政府土地行政难以政策转型等障碍。突破这些障碍必须从清晰确权与科学确地实现地权主体及其权利实置、以市场价值合理确利实现农民地权利益实置、以有效权证与必要程序保障地权形式实置和政府有效干预实现地权市场管理实置来寻求政策路径选择。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逃离抑或竞争: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分配方式及其稳定性状态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计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然而，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既抑制农民生产稳定性预期的形成，也催生出农民的地权博弈策略。本文研究发现，长期地权不稳定的地区，农民更为认同“读书改变命运”,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以“逃离”不稳定的生存环境，或通过教育信号显示以强化家庭地权竞争力量。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的村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受教育年限更长，且更不认同“读书无用论”;地权不稳定作为历史遗产会形塑“读书重教”的集体意识。本文强调，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

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支农政策的调整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机遇。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有效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制度调整的"增收效应"表现在:第一,由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延长所带来的"收益保障效应"和"成本分摊效应"促进了农民增收,但该效应的发挥应以土地流转机制的完善为前提;第二,城乡分割的长期存在使得户籍放松政策难以发挥"增收效应",后续政策应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第三,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通过对经营环境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第四,相较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而言,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南北地区差异"更为明显,且南方农村具有较强的"增收效应"。     

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资本化——基于重庆案例的分析

根据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案例的调查研究,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中一定程度上出现“半市民化”现象,即多数农民转户但并没有放弃农村土地资源.转户农民同时占有城镇社会福利和农村土地保障两种资源,这加重了重庆户籍制度后续改革的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以转户农民土地占有权、经营权和分离权的剥离为基础,重点研究了土地资本化与户籍制度改革的联动作用与实施路径,主张建立以“农村土地托管中心”为核心的土地资本化运行机制,实现土地资本化增值收益“涨价归农”和“涨价归公”,以形成农民自愿退出闲置土地的激励机制,以及为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中筹集和支付新增城镇人口社会福利提供新的资金来源,以更好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加速农村劳动力完全转移,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低 ,其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 ,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小。土地调整虽然降低了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但是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 ,增加了农地使用权市场中的供给。在人地矛盾紧张的地区 ,农地供给量的缺乏是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 ,土地调整促进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本文利用 2 0 0 0年苏浙鲁 1 0 8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以上假说进行了验证。     

产权制度的社会关系效应——来自农民村社交往格局的微观考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农村土地及其权益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并成为塑造传统村社形态的重要诱因。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密度和关系型交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权稳定性相对不足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高的村社交往频率，一方面，通过筑牢亲友关系以提升地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非亲友交往频率以强化地权排他能力。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历史遗留的人地矛盾能够形塑农民的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而人地关系的变动则会动摇地权稳定性以及相关联的村社交往秩序。此外，由成年男性表达的谈判优势和由体制内就业表达的政治资源，是农户家庭地权竞争实力的重要力量，并对农民基于地权竞争而开展的村社交往具有替代效应；“乡政”对“村治”的管制和地权法治化，则将会弱化基于地权排他的关系缔结。笔者强调，中国农民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两栖占地”的动因及解决对策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农民“两栖占地”现状,影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农民“两栖占地”主要是基于土地的保障和收益功能,传统熟人社会的吸引及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制度,构建“城镇福利”和户籍改革来解决“两栖占地”问题.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模拟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间投入品模型,将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不同劳动力流动模式等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构建了中国户籍制度演变模型,并通过数值计算模拟了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如果降低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束缚,经济系统会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而维持当前户籍制度不变将遭受较大损失;(2)不同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影响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效果,如果农民工“带着土地”进行转移将会放大户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红利。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要协同进行,不仅要减少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迁移的束缚,还应保留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现有劳动力迁移理论,也为地方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城镇化。实现城乡劳动者自由流动、公平择业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扶持县域经济发展、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户籍制度等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迈向更高水平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基于“城乡两栖”的讨论

“城乡两栖”生活生计方式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新“三代家庭”应对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城乡两栖”式城镇化主要缘于就近城镇化成本较低、县级政府公共资源配置的“有形之手”以及婚姻压力下的进城购房需求;且由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形成了“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庭形态以及“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等不同家庭形态下的“城乡两栖者”,不同家庭形态下的“城乡两栖者”助推乡村振兴的潜力也不尽相同。迈向更高水平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需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以降低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定居的成本;引导“城乡两栖者”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约束部分县级政府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的行为;优化县域城乡公共资源分配,以增强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     

政策认知、农地特征与土地确权工作农民满意度

土地确权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很少有研究从农民的视角分析土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政策实施效果,农民满意度是关键指标。基于农民抽样问卷调查数据,用有序Logit模型检验了影响基层土地确权工作农民满意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土地确权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在土地确权工作中的参与程度等政策认知因素与农民对土地确权工作的满意度显著相关,农地地形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等客观因素也显著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确权工作的满意度。其政策含义是,可以通过加强宣传、切实落实土地确权政策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的土地确权政策认知,进而提高农民的土地确权工作满意度。但是也有诸如农地特征等政策实施者不能左右的客观因素影响了农民的土地确权工作满意度,因此,政策实施效果评价要综合考虑如上因素。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及路径研究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金融支持机制不完善、农民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山东、吉林、湖南等地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索,有效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城乡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向更高水平发展,应制定县域城镇化发展规划,发挥县域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提高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保障农民进城就业;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确保农民安居乐业;创新融资渠道,破解资金投入难题;培育新型城镇化农民,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等。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

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等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资源的影响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农地制度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 ,利用 6省 1 5县市 1 80个样本地块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期和 2 0 0 0年的土壤实验数据 ,结合同时期这些样本地块所在生产小组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 ,对于地权稳定性、农户间非正式土地流转等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如何影响农地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 ;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 ,但对土壤的短期肥力无显著影响 ;同时 ,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并没有引起农地土壤肥力的损耗     

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农民增收的制度约束及其“矫正”

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农民组织的缺失、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由此建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联产承包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现有的不足等方面。要对现有制度进行“矫正”：一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二是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来推进一系列的改革；三是推进农村地权改革提高土地经营的规模，四是实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城镇化整体建设状况的基础上 ,指出了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认为科学规划城镇建设、合理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土地、户籍制度问题和城镇管理体制问题是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 ,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