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效应研究

企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从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行业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随着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会不断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更有利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这些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加强了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效应、机制的理解。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全新的综合性金融业态,它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为尾部客户群体提供了高效多元的金融服务。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新三板挂牌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数字普惠性金融发展通过减少政府投资约束、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鼓励了小微企业创新,而这种激励效果对于非国有公司以及中西部区域企业有着更高的边际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识别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整合2014—2020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基础上,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等6个财务指标构建企业融资约束的评分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实证结果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并且在产权属性、行业属性以及地区属性上展现出显著的偏向性。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需求大的压力来缓解融资约束。研究结论为后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运营复苏以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撑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创业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总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在不同地区、对象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直接促进居民创业,另一方面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居民创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创新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只有在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才得以发挥,而且该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选取2000—2020年37个经济体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两步差分GMM模型与双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各细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性服务水平、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对此,提出强化政策扶持、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善科创体系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能效和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运用熵值法测度的2011—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振兴指数,从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特性视角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显著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并且这一结果在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和替换解释变量等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再次,与东部和南方地区相比,中西部和北方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所受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地理穿透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的特点,表明周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本地的乡村振兴发展。据此,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能力、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正向作用,不断推进我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资源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一定程度上的地方政府干预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会对信贷分配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其中区域异质性受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应采取措施促进信贷资源有效分配和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正规信贷获得?——来自CHFS的证据

2016年G20峰会提出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理念,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正规信贷获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缺乏正规金融服务的"长尾"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和2017年的数据,结合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Probit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家庭正规信贷获得,该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数字支付渠道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特性尤其显著,主要是提高了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低收入人群、女性群体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因此,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先加强移动支付技术的宣传与推广,更着力改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服务欠发达的状况。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通信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何测度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普惠程度一直是一个难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团队合作编制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缺乏数字金融测度的窘迫.目前该指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本文对常见的数字普惠金融测度,特别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后者应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与家庭、企业、传统金融市场以及区域经济活动等各类数据进行匹配,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在应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时,也需要高度关注该指数存在的固有缺陷和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内生性、影响机制讨论等.     

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