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流动性风险能解释价值溢价吗?

文章以1997年1月～2017年12月的沪深A股为研究对象,从流动性风险角度检验价值溢价的风险来源,对价值股和成长股的流动性风险与收益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中国股票市场中流动性因子对价值因子的解释能力。研究发现:价值股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大于成长股,价值溢价的成因是价值股承担了更高的市场流动性风险,从风险补偿角度解释了价值溢价;同时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投资因子与盈利因子并不能解释价值因子,而流动性因子可以解释。     

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与收益关系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流动性是市场交易机制设计者、证券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针对流动性对股票价格的影响,选取换手率和非流动性比率作为流动性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指标回归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股票市场流动性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上确实有流动性溢价现象的存在,但股票流动性对收益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机构持股、特质风险与股票收益的实证研究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与收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机构投资者的大量参与有助于股票市场的稳定、特质风险的分散以及超额收益的减少。文章选取机构投资者持股占股票市值比例这一指标来刻画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检验机构持股比例、特质风险和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在中国股市,特质风险与股票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构大量持股有助于降低股票的特质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的股票,特质风险越大,股票预期收益越高。     

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并购双方收益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的2 143件并购交易为样本,以并购溢价和短期超额收益作为并购收益的测度指标,分析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并购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并购溢价与目标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且创新能力水平越高,并购溢价越显著;并购企业获得的短期超额收益也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因此,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并购交易能够使双方获得更大的短期收益,资本市场的并购是反映创新的市场价值的重要途径,能够提供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基于贝叶斯CAPM模型的上海股票市场有效性研究

本文采用贝叶斯的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和检验模型,构建贝叶斯CAPM模型,以上海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分六个行业选取了A股中120支股票进行研究,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无风险利率,新上证综指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使用时间序列检验模型和股市风险与收益的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上海股票市场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市场收益对各行业股票收益具有显著影响,其结果符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收益与风险关系检验中发现系统风险并不是股票组合预期收益率的唯一度量,企业内部因素在股票定价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不符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总的来说,目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仍不完全适用于我国上海股票市场。     

壳溢价:错误定价还是管制风险？

IPO审核制下,上市公司凭借稀缺的上市资源获得真实价值以外的壳价值。本文检验了上市公司壳价值含量(ESV/MV)与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系。在控制了规模、账面市值比、盈利、投资等特征后,我们发现壳价值含量与股票回报率显著正相关。根据ESV/MV构造的对冲组合在时间序列上存在无法被现有风险因子模型所解释的超额收益(壳溢价)。进一步检验表明,壳溢价来源于与管制政策相关的系统性风险而不是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     

赢富数据信息披露对股票收益的影响

本文基于赢富数据所披露的交易信息数据,将样本区间分为六个时间段,比较各个阶段投资者通过利用赢富数据买卖集中度获得收益的能力,来研究股票市场信息环境变化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股票买入集中度较大时,在初始的五个阶段,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降低了股票的信息风险,导致股票收益下降;而在第六个阶段,期望信息风险的增加导致股票的收益较前一阶段有较大提高.而当股票具有较高的卖出集中度时,随着市场信息披露程度的提高,市场对利空信息反映更加敏感.     

中国A股市场高交易量收益溢价的研究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极端的股票交易量往往包含股票的价格信息,本文通过中国沪深A股股票市场进行验证,对股票在经历过极端的股票交易量即高交易量和低交易量后股票收益率进行研究,这样做的目的是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交易量确实含有股票价格变动的信息,因此也证明了中国股市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为了排除盈利公告对高交易量收益溢价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样本剔除了包含盈利公告的区间,同样,这个结果也不能用系统性风险揭示,因为经历过极端股票交易量后的贝塔值没有显著的差异类似地,Mendelson(1987)认为低流动性带来的超常收益的观点也被否定。本文提出可见性假设,认为高交易量收益溢价效应是由于交易量的变化影响到了可见性的变化,从而使影响到了投资者的理解和判断,最终导致收益率的变化,本文通过做空来验证高交易量收益溢价效应的假设,从而论证了假设。     

投资者结构是中国股票市场定价因子吗？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能会影响股票的预期收益，本文尝试探究投资者结构是否是中国股票市场定价因子。本文利用A股数据构建投资者结构因子，并将该因子加入Carhart四因子模型中进行实证回归。研究发现：(1)投资者结构是沪深股票市场定价因子，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2)相对于沪深主板市场，创业板与科创板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因子溢价更高；(3)新冠疫情提高了沪深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因子溢价。本文补充了A股市场在资产定价方面的研究，为A股市场投资端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A股市场高交易量收益溢价的研究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极端的股票交易量往往包含股票的价格信息,本文通过中国沪深A股股票市场进行验证,对股票在经历过极端的股票交易量即高交易量和低交易量后股票收益率进行研究,这样做的目的是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交易量确实含有股票价格变动的信息,因此也证明了中国股市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为了排除盈利公告对高交易量收益溢价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样本剔除了包含盈利公告的区间,同样,这个结果也不能用系统性风险揭示,因为经历过极端股票交易量后的贝塔值没有显著的差异类似地,Mendelson(1987)认为低流动性带来的超常收益的观点也被否定.本文提出可见性假设,认为高交易量收益溢价效应是由于交易量的变化影响到了可见性的变化,从而使影响到了投资者的理解和判断,最终导致收益率的变化,本文通过做空来验证高交易量收益溢价效应的假设,从而论证了假设.     

企业整体价值预测模型及其配套模型研究

现行的企业价值股价模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与‘财务信息’脱节”、“内外无法兼顾”等局限性。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建立的企业价值预测模型有机地结合了账面价值、预期收益和市场价值溢价三个部分，是对企业整体价值的全方位评估。总之，我们还建立与之配套的风险定量模型——“Z”模型，进一步完善了企业价值模型体系。     

ESG评级分歧与审计风险溢价

ESG评级分歧反映了不同机构对同一企业ESG表现的评价差异,这可能导致利益相关者对企业ESG表现的认知偏差。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风险溢价视角研究了ESG评级分歧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越大,企业的审计风险溢价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审计风险在ESG评级分歧与风险溢价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ESG评级分歧与审计风险溢价之间的正向关系被削弱;而市场竞争地位、地区法制环境增强了上述正向关系。本文将ESG表现延伸至ESG评级分歧,对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理解ESG评级分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丰富了审计风险溢价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我国股票市场“聪明投资者”投资绩效归因研究

不同于寻找具有超额收益“证券”的股票市场主流投资方法,根据历史投资绩效来“选人”,即寻找“聪明投资者”可为构建有效的投资策略提供新思路。本文利用我国投资者全账户交易信息,根据历史投资绩效界定“聪明投资者”,并探索其获得超额收益的原因。结果显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聪明投资者”,在牛熊市中均可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相比其他投资者,“聪明投资者”风险偏好较低但能获得超额收益,即不是因为他们高杠杆融资和配置更多风险资产承担风险而获得风险溢价,而是因为这类投资者具有更好的仓位管理能力、市场风格适应能力及显著的选股能力。本研究拓展了对我国这一部分特殊群体投资者行为的探索,结论可以用于构建具有实践意义的投资策略。     

系统风险因素对企业债券定价的跨市场影响研究——基于我国面板数据的实证

研究系统风险因素对企业债券定价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债券的合理定价。本文以200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企业债券为样本,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系统风险因素对企业债券收益率的跨市场影响。研究发现,在期限越长、信用等级越低的企业债券中,股票市场系统风险因素获得的风险补偿越高;股票市场系统风险因素对企业债券收益率具有较强的跨市场影响;债券定价的结构模型变量和标的企业特征变量对债券收益利差也具有显著性影响。     

流动性风险与资产定价——基于沪市的数据研究

对流动性的定价是金融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检验沪市是否支持“非流动性补偿”假设以及流动性风险是否得到显著定价.结果证明,流动性β值为负的股票预期会产生高收益,沪市支持“非流动性溢价”假设,流动性风险得到显著定价.同时,市场风险溢价也在沪市得到显著体现,市场风险β值对股票收益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股市收益、个股情绪与市场监管

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资产定价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构造了个股情绪beta指数,并基于1991—2020年的股票样本,借助Fama-MacBeth回归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A股市场存在投资者情绪重复和反转效应,个股情绪beta指数,在情绪高涨期与股票超额收益正相关,在情绪低迷期与股票超额收益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后,个股情绪beta指数较大的股票,在未来情绪高涨期回报率更高,在未来情绪低迷期回报率更低;与市场情绪beta指数相比,个股情绪beta指数对股票未来收益的预测能力更强。鉴此,监管部门对股票市场应该关注“情绪监管”,依据投资者的情绪变化,识别潜在市场泡沫或非理性繁荣,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以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     

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实证研究——基于1988至2011年个股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个股为切入点,将换手率和Amihud流动性比率作为流动性因子代表指标,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回归模型,对我国A股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存在性进行理论剖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股票预期收益与个股换手率呈反向相关关系,与个股Amihud流动性比率呈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分别从我国股市这两种流动性指标出发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即我国股市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溢价,流动性证实是股票预期收益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股票和债券市场风险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纳入较为全面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考虑股票、债券市场之间关联关系的基础上,探究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引致的直接冲击和间接溢出如何影响股票、债券市场风险,并进行相应的机制检验和政策异质性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出台之后,在直接冲击和间接溢出的共同影响下,股票市场风险在一个月内下降9%,债券市场风险在0～2周内上升53%。第二,政策通过提高投资者理性水平降低股票市场风险,通过加强内外联动提高债券市场风险。上述实证结果支持资本市场开放对金融市场风险影响的“两面性”。政策带来的直接冲击对股票、债券市场风险变化起主导作用,间接溢出方向与直接冲击相反。上述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间接溢出分别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抵消约31%、10%的直接冲击影响。第三,直接影响股票市场的政策对股票市场风险造成负向直接冲击,对债券市场风险造成负向间接溢出;直接影响债券市场的政策对债券市场风险造成正向直接冲击,对股票市场风险造成正向间接溢出。     

信息不对称、过度自信与股价变动

信息传导的非同步和投资者情绪变化是股票市场的两个典型特征,前者会引发投资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后者主要体现为投资者过度自信,两者共同作用影响股票价格变动。本文将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过度自信情绪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建立两阶段动态序贯定价理论模型研究现实市场上信息传导过程中股价变动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面临新信息的进入,投资者对股票收益预期的调整与均衡价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2)面临有利消息时,过度自信投资者比例越大,股票的均衡价格越高,投资收益将越低;面临不利消息时则相反;(3)随着过度自信投资者比例以及过度自信程度升高,市场风险溢价将下降;(4)投资者群体在信息传导过程中出现分化,对股价变动形成异质信念,未获取信息和获取信息但未出现过度自信的投资者认为股价被高估,获取信息且出现过度自信的投资者认为价格被低估,促使更多的交易,引发市场成交量和股价变动;(5)过度自信投资者比例与过度自信程度提高均会对市场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市场深度具有负向效应。最后,基于理论结果对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等典型的市场波动性特征进行解释。     

中国股市流动性与股票收益的关系——基于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

以上海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选取非流动性比率和换手率作为流动性衡量指标,对流动性和股票收益率实证分析。从面板数据的结果来说,中国股票市场上有流动性溢价现象存在,时间序列结果说明,预期和未预期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都存在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