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税收努力与企业避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笔者通过对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县级财政数据进行匹配,利用这一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影响。我们发现,转移支付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企业避税越多。其影响机制在于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缺口,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下降,导致了更多的企业避税。转移支付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会少汇报0.15%的利润,即少缴纳0.15%的企业所得税。进一步将转移支付细分为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结果表明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更大,而税收返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刺激程度不同,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最弱。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北大核心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构调整抑或财政效应?

本文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而持续的双重挤压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证实包含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间接负面影响,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企业并购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并购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拓展性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水平,且使得公司高管与雇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缩小。本研究为并购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对于如何通过并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     

研发投入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人才集聚和收益共享视角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和2008—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促使劳动要素收入占企业增加值的份额提高0.9个百分点,增长约2.15%。机制分析表明：(1)加计扣除政策产生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包括研发人员数量的扩张,以及针对非管理层、非研发人员的普通员工的引致需求。(2)相对于管理层,研发人员具有更高的人均薪酬增幅和更大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通员工则因为数量扩张也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在收益共享中实现了偏向非管理层员工的劳动收入分配。本文为深入认识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兼顾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政府补助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模型与实证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构建包含政府补助的扩展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政府补助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补助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但当政府补助高于临界值时,情况则相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引致的融资约束改善和营业利润增加是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补助规模增大,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而过高的政府补助引发企业寻租成本上升等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效应却随之增强,这是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理提供了模型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深化现代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客户集中度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客户是企业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视角,探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主要通过抑制创新需求、增加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提高真实盈余管理削弱了资源在劳动要素中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对于企业劳动资源的侵占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层面,且当企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产品独特性越强以及企业经营效率越低时,客户集中度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补充了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果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为提升企业效率,调整客户结构提供了一定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沪深港通交易机制开通,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DID方法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更换样本选择区间以及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借新还旧现象也正在显现,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相应增加了员工雇佣人数并提高了平均薪酬;此外,政策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为进一步释放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红利,建议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试行分类管理,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传导机制,利用2001~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改革程度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并对资本深化这一中介传导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正向拉动资本深化这一中介变量,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对金融危机前后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程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危机后这种抑制程度有所降低。据此,本文建议金融市场化改革应更加重视金融服务结构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密切结合。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分阶段推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组成和提高劳动要素分配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处于进入壁垒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终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效率。本文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验证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去杠杆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2016年,中国去杠杆政策实施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期发生,是巧合或是必然?造成劳动者福利损失了吗?本文将2016年去杠杆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去杠杆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去杠杆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去杠杆产生的融资约束和偿债压力并没有带来企业降薪或裁员行为,相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更多表现在企业经营成本与财务成本降低、投资效率提高等方面,没有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坏杠杆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中更加明显,一定程度抑制了资本过度投入和无序扩张的问题。本文研究为2016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下降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明确我国去杠杆政策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经验证据。     

预算法的修改体现依法治国

据光明网报道，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四审稿8月25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在三审稿基础上对预算公开、转移支付、地方债等规定进一步补充完善，明确专项转移支付评估和退出机制，恢复央行经理国库制度，并严格限定地方政府举债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     

自动化技术、结构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内生自动化技术选择模型，定量考察了内生的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对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发现：(1)除了产业结构转型外，内生的自动化技术是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服务业部门相对制造业部门工资溢价的另一重要机制。(2)中国近二十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演化趋势，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分别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上升阶段。部门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则是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3)要素禀赋与劳动力技能禀赋的结构性变化是驱动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和部门工资溢价的重要因素。(4)加强对制造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其与服务型劳动力之间的技能差距，同时鼓励制造型劳动力向服务型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部门工资溢价。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演化的驱动因素与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可为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启示。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基于中国预算制度的一个实证解释

自2000年以来,为了缩小地区间差距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大。本文利用1994-2015年省级年度数据发现,地方政府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年度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将分别增加1.61元和2.12元,远远超过本地财政收入增加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财政转移支付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粘蝇纸效应”。在2010年提前下达固定数额转移支付指标改革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有所下降。使用分月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年底突击花钱”对专项转移支付“粘蝇纸效应”的贡献最大。本文的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引发的地方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转移支付下拨时滞以及刚性的年度预算平衡制度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央应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扩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指标的范围、加快转移支付的拨付进度、建立和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积极防范转移支付的道德风险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