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以182家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其中绿色管理起着中介作用,管理认知通过绿色管理对企业绩效起作用。研究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加强绿色管理,并为我国大力推行自愿型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     

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研究

以182家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其中绿色管理起着中介作用,管理认知通过绿色管理对企业绩效起作用。研究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加强绿色管理,并为我国大力推行自愿型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基于竞争视角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益严厉的环境规制,企业应如何应对以提高财务绩效?论文基于竞争视角,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理论模型,以161家重污染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外,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为企业实施竞争战略、获得企业绩效指明了路径,也为优化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构建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响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短期抑制作用与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较显著；绿色经济发展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进步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作用程度较小。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技术进步路径——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

本文基于企业环境规制的微观识别，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技术进步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后，企业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从异质性分析看，当受到环境规制时，东部地区企业会偏向技术引进，而中西部地区企业不仅不会增加技术引进，还会降低自主创新，以消极方式应对环境规制；从机制分析看，技术引进能够更好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稳定其生产规模，但对于企业生产率提升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导致的企业技术进步偏向会产生路径依赖，使得企业长期偏向技术引进。本文研究表明适度环境规制能够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动力，但也要注重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内生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