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铠甲”的大国：美国公共政策的安全化

拜登上台后,美国国内政治裂隙进一步扩大。为凝聚各方共识,拜登政府以应对“中国挑战”为内外政策调整的总驱动器,在国内政治中大打“中国牌”,对华政策安全化由对外政策领域外溢至公共政策领域。作者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提出一个解释公共政策安全化的因果框架,阐述国内政治裂隙导致的公共政策困境如何传导和放大体系安全压力,并最终导致美国公共政策的安全化。案例检验采用过程追踪法比较了克林顿政府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的政策过程,初步验证了该研究假设。实际上,美国公共政策的安全化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上,在公共卫生、经贸科技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有所渗透。拜登政府公共政策的安全化在美国国内暂时起到了凝聚共识和推动公共政策进程的效果,但过度安全化增加了公共政策失控的风险,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治理都造成了重大冲击。     

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构建路径与发展趋向

日本近年来基于“多层”战略思维打造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是以DFFT理念为最终实现目标，在紧紧围绕WTO框架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同时，利用其他国际组织大力传播数字贸易理念以扩大影响，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具体参与并实践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在借鉴“美国模式”强调数字自由流通的基础上，部分糅合了“欧洲模式”注重个人隐私和数据传输监管的特点。今后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会在打造核心理念、提升规则话语权、融合经济安保理念以及强化价值观属性这几方面继续得到强化。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效应分析——基于欧盟、日本在华投资的比较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具有进口替代、出口创造和进口引致效应。本文通过分析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效应后得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华出口创造效应强于进口引致效应，与日本对华FDI的贸易效应相反。对此，笔者通过比较欧盟、日本对华投资特点加以解释，以为中国调整FDI政策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军工利益集团与日本的安全政策——兼论安倍政权下的军工利益诱导政治北大核心CSSCISSCI

安全政策变化是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重要风向标。分析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时,必须承认体系和国家层次路径的重要性。但是,仅仅依靠上述两者并不足以揭开日本安全政策变化逻辑的全貌,还必须把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纳入分析框架。军工利益集团作为国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既有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也有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政治意图。作者以日本军工利益集团为分析对象,以"政官财铁三角"之间的利益诱导政治为分析机制,详细探讨该集团在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总体来看,在冷战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约束下,日本的安全政策相对低调,军工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的利益诱导相对消极。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开启了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进程。军工利益集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积极谋求突破军工生产的部门限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游说政府增加防卫预算、调整防卫产业政策,这是日本安全政策日趋进攻性的重要解释机制。以当前安倍政权为案例的分析详细考察了其对军工利益集团的强势利益诱导,为前者激进的安全政策找到了自洽的逻辑解释。     

竞争国汇率与出口产品质量：兼论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

本文从理论上识别了多国环境下汇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并在国际比较视角下探讨了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竞争国货币贬值对一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以邻为壑”效应，其程度不低于双边汇率的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他国竞争者产品质量是竞争国汇率产生影响的两个主要渠道。面对竞争国汇率冲击，差异化产品、高质量产品和垄断产品相对“免疫”。产品质量的调整呈现“棘轮效应”，对竞争国货币升值的反应更大。与其他特别提款权货币相比，人民币贬值对其他国家出口的负面影响处于低位水平。本文研究为企业应对竞争国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国际声誉的维护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不可忽视因素，而加快促进外资新企业进入是实现制造业“稳外资”的重要目标。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在利用工商注册数据对外资活动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外资新企业进入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程度与其面临的贸易风险敞口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制度摩擦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数量与规模；(2)当外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小或契约密集度较大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合资型、研发型外资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4)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与地方营商环境改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将会显著弱化。文章结论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业“稳外资”目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日本政府促进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体系

日本企业在走出去实行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些支持措施主要包括直接金融支持、财政优惠、投资保险以及信息与技术援助。这些政策既减少了日本跨国公司从事海外经营的风险,也增强了日本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的这些做法为中国政府建立“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效应分析——基于欧盟、日本在华投资的比较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具有进口替代、出口创造和进口引致效应.本文通过分析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效应后得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华出口创造效应强于进口引致效应,与日本对华FDI的贸易效应相反.对此,笔者通过比较欧盟、日本对华投资特点加以解释,以为中国调整FDI政策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与转移效应——基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和相互制衡使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区域性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冲突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文献不断涌现,但深入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作者基于2000—2015年中日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月度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突变检验与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对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日政治冲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破坏效应,冲突级别越高,破坏效应越大,但这种破坏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第二,中日政治关系紧张还导致中日双边贸易部分向第三方国家转移,具有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对日本的贸易转移效应。该研究不仅揭示了长期以来"政冷经热"与"政冷经冷"之争的根源,而且可为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冲突提供现实依据。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立法的时代动因与“产业政策”特征

日本《经济安保推进法》的本质是政府积极介入市场无法解决的领域，延续了以往以“产业政策”提升竞争力的日本国别特征，强调了经济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重要性。该法强化了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方式和预算分配权，统筹管理涉及经济安全保障类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性金融，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经济团体在推进经济安全保障中的作用，也提供了以“安保”名义支援“战略性必备”新兴产业、保护“战略性自立”基础产业、保护国内中小企业的法律依据。研判该法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既要看到中日贸易结构、贸易惯性在日本重要物资安全保供中的重要作用，也要看到日本旨在平衡敏感技术保护和确保出口市场的战略意图。     

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基于“逆全球化”影响视角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一体化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复苏乏力、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问题与大国间的政治博弈，导致“逆全球化”现象频发。“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表现在宏观层面通过贸易限制政策，大大缩减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在微观层面，欧美国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该价值链不同于欧、美、日为主形成的区域价值链，而是在中国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进行国际区域分工的尝试，是以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其连接了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价值链的构建，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维护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以及形成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新局面。     

立足中国视角放眼全球风险--中国信保发布2013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2013年12月18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在北京发布2013年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该《报告》选取全球102个与中国关系密切、合作前景广阔的重点国别，从“政治风险”、“经济贸易风险”、“商业及投资环境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总体风险评估”等方面全方位评估这些国家的政治、经贸、投资和法律风险。同日，中国信保还发布了对全球除中国以外的192个主权国家的风险参考评级。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跨国供应链风险、成因及发展趋势

运用网络分析法分析近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跨国供应链因外部冲击而遭受的风险，研究发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是跨国供应链内的高风险主体，其中进口风险与出口风险之间呈高度不对称，且上游与中游产品进口风险超过下游产品。主要成因来自中间品贸易网络形态内在的脆弱性以及中国在关键品贸易中的网络地位，在现阶段集成电路产业全球价值链形态与中国企业的贸易依存态势下，上述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构成的潜在影响仍将持续，应以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循环与加强东亚区域合作为方向作相应的政策调整。     

加入WTO公安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中国被正式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加入WTO既是新的历史机遇，又是新挑战；既会给中国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和希望，又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困难和风险，也必将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入世给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带来的间接影响和冲击主要可概括为外部风险入侵和内部风险膨胀。外部风险，包括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融合、渗透，国际游资基金的飘忽不定，跨国公司的兼并风潮，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中的缺陷，以及危害严重的国际性犯罪，网络“黑客”，超级病毒等，这些风险因素一旦利用国内市场经济运作规…     

“粮食安全”还是“食物安全”——兼评中国食物安全问题

国际上没有“粮食安全”概念，只有“食物安全”概念；食物安全概念比粮食安全概念更能反映人们的食物营养实际状况；国际上的“食物安全”概念是保障基本食物消费而不是保障吃好；保障食物安全的粮食数量并不一定需要人均消费400公斤；目前中国的食物安全保障状况良好；应当以“食物安全”代替目前流行的“粮食安全”概念，在政策上要避免“泛粮食安全化”；认真研究和采取正确政策，建立稳定的食物安全保障体系。     

如何看待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深陷经济下滑泥潭中的美国政府在全球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刻竟然推出了“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等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保守政策，使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变得扑朔迷离。怎样解读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该怎样应对？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旨在提醒处在危机中的各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只会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各国在自练内功的同时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危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危机中负的溢出效应和回波效应。     

打破常规创新举措提高效率 中国信保不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加深和蔓延，在对外贸易领域，一方面表现为国际市场需求萎缩，造成“订单减少”，另一方面信用环境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收汇风险加大，导致部分出口企业有订单不敢接．交易严重下滑．中国对外贸易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作为符合世贸组织（WTO）规则的贸易促进措施．是保障中国企业收汇安全、促进出口成交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稳外贸、促增长、保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影响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台一系列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与措施，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弱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构建2000—2021年中国行业层面的供应链风险指数与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并基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探究两者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回流将阻碍外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弱化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加强中国对国际市场中间品供给与需求的依赖；也会通过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的集聚效应降低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的多元化程度，进而对中国供应链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从来是损人不利己

据路透社日内瓦前段时间的报道，世界上一些大的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正在采用不易被世界贸易组织“雷达”发现的隐形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事实上，近期来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在全球范围的抬头已经迹象明显，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来说更是应当高度警惕和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指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     

从通缩到滞涨：日本尝试“现代货币理论”的冒险代价

在世界各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现代货币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政策当局的高度关注。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日本是实践现代货币理论的最好样本，日本主流经济学和政策当局则批判和拒绝现代货币理论。“再通胀理论”指导下的安倍经济学与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思路虽然有所差异，但是长期“超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和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事实上尝试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长期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实践，使日本面临日元大幅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摆脱通缩之后的日本有直接步入滞涨时代的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