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吗

财务资源是企业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开展经营行为的重要保障,因而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会对企业的财务资源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构建PSM-DID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通过预防性动机和交易性动机两条路径而影响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具有投资偏好的企业、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行业的企业和市场势力弱的试点企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要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向相关企业提供绿色资源支持;企业要增强对“双碳”政策的敏感性,在提高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低碳、良性发展。     

碳排放规制、企业减排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能否切实对企业形成减排激励备受关注，也是理论研究亟须探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该市场机制还未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和同行业非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采用基准法核算、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企业市场定价能力相对更低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会更为明显。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显著降低了控排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提升了绿色生产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本文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揭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国家统一碳市场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深化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市场型环境规制能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吗北大核心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总量、人均与经济等多维度构建并测算碳中和进程系列指数,分析不同省份碳中和进程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政策效果,探究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环境规制对不同省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碳中和进程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差异和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代表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试点省份碳中和指数,政策效果随试点地区特征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3)进一步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促进能源效率提升,激励能源结构改善,从而降低碳中和指数,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会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视角

“双碳”目标下,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为切入点,基于2006—2019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倒逼效应。研究发现：（1）在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促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转型,对邻近地区具有显著的“示范带动”效应,其中深圳、北京、上海3个试点的高级化转型效应明显,而湖北则合理化转型效应较强;（2）通过对其机制检验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可以放大碳排放权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其影响最大,同时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这条路径来实现产业高级化转型;（3）进一步研究发现,为更好发挥政策的效果,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够有效弥补碳市场机制薄弱等问题,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因此,为推进“双碳”目标,应不断完善碳交易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改变能源结构,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碳排放权交易、损益偏离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其对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影响依然有待检验。结合1997—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试点政策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损益偏离视角展开机制检验。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经济效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可靠。缓解"收益在外,污染在内"的损益偏离现象,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随后提出通过进一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碳排放强度下降；城市规模、低碳试点政策以及创新水平在这一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文章结论为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阶段企业减排效应研究

2021年7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由试点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作为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其在试点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2013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9年175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微观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交易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从而作用于企业碳减排;碳交易试点对大规模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小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为此,应继续大力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纳入条件已经成熟的行业;重视企业研发创新在碳减排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相应地推出有一定针对性的措施;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碳排放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产业转型升级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展能够显著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中存在异质性传导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更明显。对此,应统筹规划低碳经济高质量增长方案、厚植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基底”、多主体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助力经济高质量增长。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全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全国碳市场上线两周年释放积极信号

<正>7月16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迎来2周岁“生日”。这一天可以说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在地区试点探索、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和配额分配规则调整后的又一里程碑。全国碳市场成立两周年之际,全国碳市场促进企业低碳转型发展专题研讨会在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4家电力行业企业、5家钢铁行业企业相聚武汉,为碳市场建设献言献策,共商全国碳市场深化发展和企业低碳转型新路径。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0—2018年中国工业各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效率提升效应与合作协同效应,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进而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具有行业和区域异质性,低耗能、低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表现为显著负向线性关系,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东部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减排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递减态势。因此,应着力推动工业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应用,行业间排放数据共享与传递,建立效率提升与合作协同机制,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工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有序实现碳中和提供数字助力。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末端治理型、清洁生产型和能源节约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有效推动制造业企业末端治理型、清洁生产型和能源节约型绿色技术创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民营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大，对国有和中外合资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对此，研究提出实施多元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打造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培养长效机制、推动国有和中外合资制造业企业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以期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

随着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内外低碳发展需求均愈加强烈。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低碳转型,控制碳排放,出台相应减排措施。2021年,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重大部署,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其中,推行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影响最大、最具市场调节作用的方式。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制度创新,对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因此,研究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并对碳市场在全国进一步推广做出展望。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联: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与非平衡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与股票市场有着一定的联动性.我国在2017年底开启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其关联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一方面通过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综合检验各碳交易试点地区的碳收益率与股票市场整体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只有广东、天津的碳收益与深证综指和湖北与上证综指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北京、上海、广东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存在双向或单向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价格、收益率与试点区域股票市场的相关性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与其区域股市在长期、短期上都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碳市场的减排和福利效应

本文提出并建立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囊括能源市场和碳减排的多地区多行业的一般均衡模型，将生产中能源的使用、碳排放、碳税、碳关税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纳入模型，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量化研究低碳政策的福利和排放效应奠定方法基础。本文利用结构式方法估计了模型的主要参数，量化研究了中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和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并提出了新颖的渠道分解方法。结果表明中国实施碳市场可以降低中国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但将通过降低出口竞争力为中国带来一定的福利损失。由于存在碳泄漏问题，中国实施碳市场对全球碳排放的降低影响有限。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对中国出口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对全球碳减排贡献有限。     

数字低碳之路：工业机器人与城市工业碳排放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主要从劳动力市场视角讨论了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效应,而文章主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对城市工业碳排放的影响。首先,文章构建包含工业机器人和能源投入的理论模型。理论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能够赋能城市工业碳减排。其次,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有效降低城市工业碳排放,推动城市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且具有长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能够抑制非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高城市、东部以及南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但对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低城市、中西部以及北方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工业机器人发挥城市工业碳减排效应的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和人机匹配度是重要的作用机制。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发现,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科技投入的提升,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呈边际效应递增态势,这意味着完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是促进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的实现路径。文章的研究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低碳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背景下,准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对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低碳转型,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使用1990—2019年9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从国家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碳排放,且减排弹性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中、高收入国家均能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3)从行业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降低中等收入国家建筑、制造、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有显著效果,对降低高收入国家制造业、运输业的碳排放作用显著,且均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的。以上研究结论为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加快各国经济低碳转型及部署中国碳达峰行动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