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互联网+”的发展时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文章基于2013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研究得出：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的检验

数字化转型不仅将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更强调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资源配置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该结论经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行业差异,且主要存在于非高科技企业和人均产值低的企业中。基于此,政府应鼓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以及行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利用2011—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使用系统GMM回归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新）一线城市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机制分析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对全样本城市而言,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分城市等级看,数字经济对（新）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二线城市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资本要素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僵尸化

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探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资本要素市场化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僵尸化的发生概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化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加企业资产收益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减少企业政府补贴渠道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僵尸化风险。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资本要素市场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僵尸化的抑制作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相比于国有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提高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可以更加明显地降低民营企业僵尸化的发生概率。     

全球粮食安全视角下推动节粮减损南南合作的路径研究

节粮减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节粮减损工作面临节粮减损意识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匮乏、农业技术缺乏、产业链不完善等方面的挑战。基于中国节粮减损工作的经验与成效，提出推动节粮减损南南合作的路径：凝聚节粮减损共识，打造常态化南南节粮减损交流平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节粮减损基础支撑；扩大农资农机出口，推动农业优势产能合作；促进节粮减损技术合作，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培养。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实施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成为企业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选择。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是否能够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厘清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企业提升运营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管理能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排除疫情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管理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成本的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案例分析表明,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采用供应链数字化管理进一步验证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此,企业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供应链体系的融合,积极倡导应用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模式,推动企业间协同创新,共同挖掘和利用数据资源的价值,提...     

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CEO认知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其作用环境以及作用机制展开了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CEO任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而拥有海外经历、金融背景和政治关联的CEO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且上述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分样本讨论作用环境后发现，在不同的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下，二者关系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CEO认知特征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和企业政策的背景,采用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手段,借助2011—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与非试点企业相比,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通过平稳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PSM—DID方法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但由于企业性质、企业创新特征及生命周期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供应链数字化对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提出制定完善的政策框架,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提供培训和技术服务,推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加大创新与研发投入力度相关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国际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7—2015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各省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应的影响,并控制了各省研发资本、研发人员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资本品的进口。国内研发资本只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人员越多越能带来技术效率的改善。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只对东部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西部区域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中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本区域内的研发资本投入。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严格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能使进口贸易研发外溢资本,尤其是资本品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资本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下的生产率效应——基于WIOD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跨国制造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后向参与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前向参与产生的促进作用略大;融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生产网络的生产率效应相对较大;相较于低生产率制造行业,高生产率制造行业通过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的生产率效应均能通过"技术效应"与"资源再配置效应"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但不同经济体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存在差异,即高收入发达经济体通过前向参与促进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中低收入经济体则不存在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     

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房价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分析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与"倒逼效应"。利用230个地级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检验了房价对城市整体以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使房价快速增长城市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会较高。如果对留存企业的"倒逼效应"难以抵消房价上涨带来的效率损失时,房价快速上涨累积形成的高房价与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会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服务业企业的"锁定效应"与生产率的"侵蚀效应",使房价快速上涨及高房价城市中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较低。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研究结论。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选取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13—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研发支出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提出制造业应加快数字化建设,加大研发支出,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等建议。     

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是否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用对外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2007～2018年企业微观面板数据新视角,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评估检验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国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但这种驱动效应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作用路径分析发现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对规模小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强于规模大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中介视角

本文借助2012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推动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本文发现,金融科技可以有效降低金融错配程度,对于创新型企业、审计质量差的企业以及地处低市场化区域的企业,金融科技对其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