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收入：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6年安徽省阜阳市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抽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性别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易获得高收入;年龄是影响男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对女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性别会影响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进入行业的选择。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

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等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资源的影响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农地制度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 ,利用 6省 1 5县市 1 80个样本地块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期和 2 0 0 0年的土壤实验数据 ,结合同时期这些样本地块所在生产小组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 ,对于地权稳定性、农户间非正式土地流转等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如何影响农地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 ;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 ,但对土壤的短期肥力无显著影响 ;同时 ,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并没有引起农地土壤肥力的损耗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稳岗就业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做出进城务工的决策；年龄与进城务工决策负相关，与稳岗就业正相关；学历、月收入、工作经历、技术培训、工作环境、参保情况与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呈正相关关系；与原居住地联系会对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情况产生负向影响；社区/生活区安全情况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社会资本相关变量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外出务工预期与进城务工决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从事农业生产年限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低 ,其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 ,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小。土地调整虽然降低了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但是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 ,增加了农地使用权市场中的供给。在人地矛盾紧张的地区 ,农地供给量的缺乏是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 ,土地调整促进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本文利用 2 0 0 0年苏浙鲁 1 0 8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以上假说进行了验证。     

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与收入——基于皖北农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皖北农村劳动力调查资料,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在年龄、文化程度、务工地区、务工时间、务工种类及收入水平上的表现,进一步建立收入决定模型,探究造成收入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男女劳动力收入差异是由职业结构差异和性别歧视造成的;较高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增加收入,但人力资本对性别之间收入差异作用较小;跨区流动、进城务工是农民提高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应通过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

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往农民在县域定居多归因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但却难以解释在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的基本趋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村社中，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准则。因此，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确权产生的财产功能效应和生产功能效应分别给农民带来了“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而就近进城则成为农民选择的兼容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和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农地确权情况下，农民农业兼业的意愿增强，从而促进其就近进城。笔者认为，农民进城路径选择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含义，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理解。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产业发展、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笔者在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类型分为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两种类型基础上,利用2009年河南农村住户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种植与非农就业具有互补作用;非农产业发展对本地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但较为微弱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加大粮食补贴、发展非农经济以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建议。     

产权制度的社会关系效应——来自农民村社交往格局的微观考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农村土地及其权益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并成为塑造传统村社形态的重要诱因。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密度和关系型交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权稳定性相对不足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高的村社交往频率，一方面，通过筑牢亲友关系以提升地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非亲友交往频率以强化地权排他能力。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历史遗留的人地矛盾能够形塑农民的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而人地关系的变动则会动摇地权稳定性以及相关联的村社交往秩序。此外，由成年男性表达的谈判优势和由体制内就业表达的政治资源，是农户家庭地权竞争实力的重要力量，并对农民基于地权竞争而开展的村社交往具有替代效应；“乡政”对“村治”的管制和地权法治化，则将会弱化基于地权排他的关系缔结。笔者强调，中国农民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

文章探讨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位条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城地区以大量企业及相对发达的各种要素市场为第一优势,吸纳了更多劳动力进入本地企业就业。教育总体上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最重要因素。但其在近城地区的影响却位居第二。在远城地区教育对增大农村非农就业倾向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倾向就越显著。各种文化水平的影响都普遍促进了劳动者到外地企业就业,但对进入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促进却并不普遍,其中初中教育对农民在本地企业就业的作用更显著些;高中教育提高农民从事非农家庭经营的倾向最为明显。耕地数量抑制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对其在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影响也不显著。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大了农民进入本地企业的就业倾向,劳动者供养的非劳动人口数量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农户拥有的非农业和农业生产性资产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大。因此,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强边远农村地区的中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大力发展乡企和私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农村劳动供求信息系统等,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逐年增长。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代替,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这种大规模的转移,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给交通管理、城市管理和社会安全增加了许多难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对此必须认真分析并加以解决。     

典型农业县域转出劳动力对耕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在宏观分析劳动力转移及耕地流转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南省典型农业县域新化县为研究区域,抽样调查520户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家庭成员耕种为参照组,建立起各耕地处置方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影响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技能、非农就业地点、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等是目前新化县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2基于因农往返成本、非农就业稳定性和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出劳动力会理性选择转包、出租、入股这三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3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地点越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代耕这种进退自由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4年轻、非农就业技能越强、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愈完善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转让这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5政府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耕地流转的合理引导,形成有效的耕地转出、转入需求和通畅的流转渠道,可极大程度提高耕地流转效率。     

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的实证研究——兼论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对策

为了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消除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我们选取了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总收入比重和非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两个指标，采用1990-2004年相关数据，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SPSS回归分析两种方法，分析了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两者间互为线性因果。结论揭示的规律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为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提高农地经营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农地流转能否提升劳动力市场有效性——以“三权分置”改革为背景

提升劳动力市场有效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农地是与劳动力紧密相关的重要生产要素,其有序流转在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通过人地联动机制带动劳动力重新配置,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本文以“三权分置”改革为研究背景,在归纳总结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演进特征基础上,构建农地流转影响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农地流转影响农业、非农和总体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作用机理,并揭示其局部及整体运行逻辑。研究发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地流转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增进效应提升农业劳动力市场有效性,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厚劳动力市场效应提升非农劳动力市场有效性,以及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有效性。农地流转有望促进农业与非农劳动力市场趋于统一,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劳动力市场彻底打破分割,以及农业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为前提。本文研究为深入推进农地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

本文在准确界定乡村就业人员统计口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生委2015年流出地监测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选择的多分类预测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AdaBoost算法，对2010—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研究结果发现，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 692万，其中806%是以公开失业为表现形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2018年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5 369万，其中能够向外出就业转移的相对剩余劳动力仅为1 051万。本文判断我国已经从总体上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且将持续面临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和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促进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及消除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障碍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