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全面推进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主的数字化经济建设是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步骤。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效促进经济流通；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积累人力资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经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充分识别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推进“宽带中国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实施。     

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务融资成本——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正>实证研究发现，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代理成本在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会计信息质量在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债务融资是我国企业外源融资的重要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摘要：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空间网络的“技术支柱”和“数据枢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构建数字网络强国、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在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4－2016年实施的“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且这一政策效应在东部和西部的城市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对城镇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数字化引领作用,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造业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企业创新机制探究——基于数字化转型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制造业企业专业化分工会影响企业创新，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制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尽管以往研究成果已涉及专业化分工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但现有相关文献缺乏探究专业化分工影响企业创新机制方面的成果。笔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分工理论，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专业化分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证实：专业化分工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专业化分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在专业化分工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和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的关系中均发挥强化作用。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拓展了交易成本等理论的应用范畴，丰富了专业化分工和企业创新方面的相关文献，为企业在专业化分工中推进创新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进口贸易与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随后,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创新。(2)从影响机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出口企业的进口规模,进而促进创新;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和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进口产品种类,进而促进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出口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进而促进创新。中国正处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阶段,应重视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高铁开通为背景研究了经济地理重构对工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会通过竞争逃避效应、创新溢出(虹吸)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从企业和城市—行业层面变量影响当地企业创新水平。通过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这一正向影响存在空间维度的“U型”曲线关系,距离创新中心相对更远的企业受到正向影响更大。行业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接近技术前沿和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获得更大正向效应。本文揭示了高铁建设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体系的一种微观机制。     

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金融与跨境电商——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准自然实验

加快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文采用2013—2019年274个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并对数字金融这一中介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东部城市和低等级城市较为显著，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推动数字金融水平提升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从而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本文研究为践行国家“新基建”战略发展，推进金融体系赋能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商业模式创新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代理成本的关系,企业业务复杂度在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企业代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正向影响在内部信息环境较差、成长性高和注册所在地位于外围城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本文研究对于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上市企业排污收费的证据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其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排污费数据，以2011-2019年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和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分样本中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城市创新质量

本文引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对数字金融与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金融和城市创新质量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城市创新质量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城市低碳发展吗？

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政策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以2006年—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赋能城市低碳发展,且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或提升经济集聚进而赋能城市低碳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高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城市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促进城市低碳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公司社会责任影响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行业为例

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与行动战略，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价值提升作用依然有待探索。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价值，而研发创新是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其价值提高的中间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以及非两职合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更显著；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以及机构持股在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中介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表明,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则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融资结构角度为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     

ESG表现会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吗？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获得政府实施ESG政策的启示，同时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发现：（1）ESG表现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2）机构投资者持股在ESG表现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当上市公司透明度越高时，ESG表现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越大；（4）ESG表现对颠覆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污染行业企业中更显著。     

社会信用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极具重要性。社会信用是否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可以显著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促进地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保持不变。第二，社会信用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三，社会信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法制环境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强化社会信用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信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影响企业业绩实证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实证检验证实：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通过竞争战略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笔者以2013—2019年中国大陆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包含每股收益、总资产收益率在内的企业业绩的影响及竞争战略、内部控制在其中的作用。检验结果证实：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提高了企业业绩；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均中介了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企业业绩的正向影响；内部控制在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通过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对企业业绩的积极影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智能化转型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业绩，揭示了智能化转型与企业业绩内在联系的机理，所得结论拓展了现有关于智能化转型、企业业绩方面的学术探讨边际，为企业通过智能化转型提升业绩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创新

在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导向，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4-2020年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与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用及政府补助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增加中小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且相比较而言在高科技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只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发挥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合作创新如何更有效? ——基于专用性投资与战略信息共享的视角

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专用性投资如何影响组织间合作创新,至今结论仍不清晰。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本文将战略信息共享纳入纵向合作研究框架,剖析不同类型专用性投资对组织间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微观机理。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专用性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人力专用性投资对战略信息共享的正向影响最显著,而品牌专用性投资的影响强于流程专用性投资;战略信息共享显著促进合作创新绩效,且在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关系信任在专用性投资与战略信息共享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战略信息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资源互补性正向调节战略信息共享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影响同事无礼行为机理探究

企业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因其打破常规工作模式和方法、扰乱正常开展工作、增加工作结果不确定性等而容易导致同事无礼行为，但现有文献缺乏有关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同事无礼行为影响机理的探讨。笔者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通过对三个时点问卷调查收集的229份有效追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同事无礼行为的内在关联。检验证实：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同事无礼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同事妒忌在二者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职场友谊既削弱了同事妒忌对同事无礼行为的正向影响，也削弱了同事妒忌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同事无礼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揭示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导致同事无礼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结论拓展了社会比较理论的应用边际，丰富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阴暗面”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为企业有效避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引发的负面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的角度剖析企业如何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出对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与提升创新产出在政府创新补贴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第三,政府创新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更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机制,推出差别化的创新补贴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