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

本文以2011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推动企业在实现劳动力总成本下降的同时通过调整用工策略实现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其核心逻辑在于，《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劳动与资本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引致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入为代表的资本投资增加，进而通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提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水平，且这一机制过程会受到企业现金流约束的限制。进一步地，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这一作用效果在社会保险负担较轻地区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拓展性分析发现，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增加值存在动态的正向影响，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本文的结论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容错纠错机制何以激励国企创新？

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排头兵”,国有企业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文章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容错纠错机制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计量结果显示,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测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证实,容错纠错机制通过提升风险承担和完善公司治理进而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有助于强化容错纠错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而货币薪酬激励则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不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还提升了其创新产出质量。这一方面表现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显著增加,而外观设计专利没有明显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显著提升。上述结论表明,实施容错纠错机制,提高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同时辅以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机制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保费征管与企业避税——来自《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社保费征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加强了社保费的征管力度,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约1.9%。进一步研究表明,当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的影响效果取决于其税收努力程度。机制检验则发现,社保费征管这一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有助于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增加避税成本,从而抑制企业避税。本文为社保费征管加强的积极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还对执法监管部门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部门之间信息互联互通,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稽查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科学依据。     

《专利法》法定赔偿下限修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侵权损害赔偿以经济补偿形式通过改变企业创新回报预期影响企业创新策略选择。构建司法救济社会成本模型与企业创新成本模型，分析法定赔偿下限修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中提出的三项法定赔偿下限修改方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幅提升赔偿下限能够激励企业突破性创新，但其对侵权的过度威慑将增加创新活动的无谓损失，并产生司法寻租空间；而取消赔偿下限将减少企业对累积性创新的投入，弱化《专利法》的侵权威慑力度，并增加法院裁判成本。在新修订的《专利法》中，3万元赔偿下限能够对企业累积性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但亦将导致低质量专利侵权诉讼挤占司法资源。据此，提出优化法定赔偿制度效果的政策建议。     

《社会保险法》实施后面临的三大挑战

《社会保险法》已于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实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也同步实施,此外还有一批相关规章文件正在制定中。《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标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浅谈国有企业基层社会保险工作人员应具备的能力

国有企业基层保险工作人员是企业和社保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的纽带和桥梁,随着《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实施,对社会保险制度起到了法律政策支持的作用,对国有企业基层社会保险工作人员应具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通过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保险的工作实际,简要分析了从事该项社会保险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和培养、提升能力的途径。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浅析电力企业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企业也同时加强了对于社会保险管理的力度。《社会保险法》一方面侧重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这部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电力企业相关的用工成本以及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无疑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论文就电力企业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创新活动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企业应该重视创新。同时，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为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发投入在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想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需要将适当的股权激励政策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相结合。     

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人才引进、个人所得税优惠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提高人才竞争力,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为事件冲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端人才引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劳动要素相对价格,显著地提高了政策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竞争性行业、非国有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技术含量企业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了人才要素相对价格,不但能激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深化,而且能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增加研发人员和技能人员数量,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建议加大人才税收激励力度,促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质增效;完善人才引进制度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人才培养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企业家情怀、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考察企业家情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对创新质量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显著改善创新绩效；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上；具有高尚情怀的企业家策略性创新倾向水平较低，企业创新质量较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大力弘扬企业家情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

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争议。本文基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从事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也会聘请更多高学历的员工,但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减税优惠、政府补助以及人才聚集效应只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而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显著减弱。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人才政策、研发人员招聘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580多万条上市公司互联网招聘数据,分析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人才政策,对企业研发人员招聘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受到人才政策影响的公司,研发人员招聘数量显著上升;第二,政策类型层面,这一效应随着人才政策补贴力度和门槛要求的不同而变化,补贴力度越大、门槛要求越低,则效果越显著;第三,企业特征层面,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治理更好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人才政策的效果更加显著;第四,城市特征层面,经济发展状况越好、行政级别越高、科研配套环境更好的城市,人才政策效果更显著;最后,人才政策出台后,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和研发效率也显著提升。本文从研发人员招聘的角度,为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具体机制和边界条件提供了微观证据,扩充了政府和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并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借鉴。     

交通可达性改善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重要来源。本文以资源配置为切入点，构建企业交通道路指数，考察交通可达性改善对企业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可达性改善通过降低企业库存、减少价格加成和强化创新激励的渠道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交通可达性改善对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出口企业的资源错配改善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及内销企业；交通建设可优化东部及非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会加剧中部、西部、东北部和国有企业的资源错配。     

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部分,过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直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参保意愿和缴费水平。这使得工业企业缴费水平可能低于政策缴费率,也导致不同企业之间实际缴费率存在差异,而且社会保险缴费可能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负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内在动机,而且有助于社会保险征收制度的顶层设计,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文章尝试研究这些问题,基于利润最大化框架,系统考察了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逻辑关系。理论分析表明,给定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具有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财务困境风险的双重作用,最优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应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再就业搜寻成本和工资构成中的解雇风险补偿下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引致的边际成本越小,均衡状态的最优社保缴费比例趋于向上调整。文章以行业就业容量衡量劳动力市场规模的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会显著提升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并集中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而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高失业成本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提升会显著降低其经营绩效,即成本效应占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