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困境与治理进路

产业用地紧张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调研发现,新增建设用地短缺、部分土地政策稳定性不强、粗放用地等是导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紧张的主要因素。为缓解产业建设用地紧张,多个省市在供地模式、用地方式上大力创新,探索出了不少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借鉴国内先进经验,治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土地困境,要着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落地落实各级土地政策确保建设用地依规供给;二是盘活闲置低效产业用地开拓农村融合产业用地空间;三是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缓解农村融合产业用地紧张。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山西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和难点已经由绝对贫困逐渐转变为相对贫困。山西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目前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未来一个时期，山西要充分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从精准识别、产业振兴、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持续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全省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建议：一是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测算标准，确定相对贫困治理群体范围；二是完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体系，促进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三是持续强化扶志扶智双轮驱动，有效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四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建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扎实筑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指数测算法和GLS线性回归法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持续走高;而农村相对贫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不强;劳动力价格差异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利用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富裕维度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兼具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整体富裕水平;从共享维度看,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共享水平。替代变量与内生性处理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能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中介变量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施加间接影响,而且与产业融合发展形成联动,互促互进联合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3)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和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均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集体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驱动效果。(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效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城乡差距。据此,应当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集体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联动效应;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治理结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贫困治理将迎来历史阶段性转轨,扶贫开发的重心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的多维性与动态性决定了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将导致治理思路在价值内涵、衡量标准、瞄准对象、战略目标、路径策略等方面产生重大变革。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围绕转型机制、动力机制、衔接机制、保障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关键点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既是我国贫困治理历史阶段性转轨的现实需求,又是切实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     

城镇化对农村能源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城乡相对贫困视角北大核心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回归模型,以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农村能源贫困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并纳入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等控制变量,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消费数量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比消费结构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分布范围更广且贫困程度更深;(2)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皆可对农村能源贫困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随着农村能源贫困程度下降,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强化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弱化趋势;(3)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因素异质性,强化机构的基层结构与提升机构人员文化水平比单纯扩充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人员数量更有利于缓解农村能源贫困。基于此,提出了缩小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农村能源贫困程度的政策启示。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扶贫治理战略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化为治理相对贫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新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贫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因数字鸿沟会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则会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负面作用。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美收官，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后扶贫时代”的过渡阶段，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减贫治理的关键核心。当前针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发展、问题特征、产生原因、测算标准与治理路径等方面学界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较多观点冲突与激烈讨论。目前就相对贫困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存在实证匮乏、范围粗略、体系简陋等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从接续研究、机制构建、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产业融合与产业发展

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是由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作用于其它技术及其产业 ,使得两种产业或多种产业融为一体 ,并逐步催生出新的产业属性的结果。高新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及产业管制放松等 ,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组织的创新。顺应产业融合潮流 ,应在产业规划、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以及技术、人才、金融和规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创新 ,促进我国产业融合的发展。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策略研究

相对贫困识别是新时期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基于多维贫困指数MPI的计算框架，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五个维度遴选指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计算模型，并对环京津地区河北省所属的71个县域2012—2021年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了计算，并以各维度中位数的60%作为相对贫困的判别标准，对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的相对贫困进行了识别；采用指标贡献度方法对2012—2021年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致贫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依此给出了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     

临海家庭贫困类型分析

在临海地区整体走向富裕的同时,部分临海家庭正挣扎在贫困线上。目前临海家庭贫困主要表现为认知观念性贫困、社会风险性贫困、临海社会转型性贫困、临海经济开发型贫困和家庭结构性贫困等五大类型。家庭贫困是家庭自身原因与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消除、减少临海家庭贫困存在宏观的社会原因同时,更需要依据具体贫困家庭的具体贫困成因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促进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取向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顺应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对农业"转方式、优结构、提效益、促增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低、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力弱、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要素瓶颈制约尚未突破等问题。因此,应从强化顶层设计、打造新兴业态、培育多元主体、创新利益联结形式、激活多种要素等方面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