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普及促进了农村经济转型吗?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评价互联网普及的经济转型效应对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互联网普及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集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和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数据,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经验分析了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能够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具体表现为提高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户非农参与以及增加农户非农收入.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使用其他微观数据集进行稳健性检验,均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家庭、高硬化路面占比、存在非农业经济的村庄以及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城市,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增强信息能力、拓展社会资本和降低风险厌恶程度三种渠道来促进农村经济转型.     

互联网进村的减贫效果评估及其机制分析——基于农村电商创业热潮的背景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电商经济正成为助力精准扶贫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进村对农村居民家庭贫困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农村家庭创业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以国家贫困线还是国际贫困线作为判断贫困与否的标准,互联网进村都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并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研究还发现,家庭创业在互联网脱贫中起到中介机制,在电商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农业"的热潮带动了农村家庭创业,推动了农村家庭脱贫。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关乎中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家庭人均每日消费2美元作为贫困标准,互联网使用均显著降低了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因此,在全面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应不断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并且使其成为贫困农户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从而助力贫困农户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扶贫治理战略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化为治理相对贫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新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贫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因数字鸿沟会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则会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负面作用。     

山西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和难点已经由绝对贫困逐渐转变为相对贫困。山西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目前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未来一个时期，山西要充分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从精准识别、产业振兴、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持续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全省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建议：一是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测算标准，确定相对贫困治理群体范围；二是完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体系，促进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三是持续强化扶志扶智双轮驱动，有效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四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建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扎实筑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利用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富裕维度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兼具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整体富裕水平;从共享维度看,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共享水平。替代变量与内生性处理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能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中介变量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施加间接影响,而且与产业融合发展形成联动,互促互进联合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3)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和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均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集体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驱动效果。(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绩效评价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效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城乡差距。据此,应当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集体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联动效应;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治理结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贫困农民群体的脱贫路径研究——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相关数据,检验和估计了贫困农民群体的脱贫路径以及相关脱贫路径的性别差异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政治资本的提升、非农就业以及家庭劳动就业状况的改善是贫困农民群体脱贫的有效路径和方法,而发展农业生产所产生的脱贫效应十分有限;此外,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家庭劳动就业状况的改善所产生的脱贫效应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经济增长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分析——以新疆农村为例

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运用1988～2010年新疆农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研究新疆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变动的途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减少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农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长是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减缓农村贫困的主要途径。因此,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仍然是新疆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     

医疗保险、农业信贷与精准扶贫

医疗保险与农业信贷是农村地区消除绝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本文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参加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陷贫概率;单独农业信贷只能降低临界资本水平附近家庭的陷贫概率;相较于单独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刚脱离贫困陷阱的家庭减贫效果更为显著。实证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单独农业信贷、“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小议重庆市江津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农民增收问题

重庆市江津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有效途径.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对江津区一二三产业融合现状进一步进行调研分析中发现农民增收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如何在这一进程中促进农民增收的方式进行思考总结,期望能给政府改革进言献策.该论文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关于推进重庆市江津区农业园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分析与思考》横项课题成果之一.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问题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仅仅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状态作为解释变量,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不够稳定。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扶贫与发展政策等关键性的中间变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和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两个发展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因此,新时期反贫困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产业发展、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笔者在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类型分为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两种类型基础上,利用2009年河南农村住户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种植与非农就业具有互补作用;非农产业发展对本地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但较为微弱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加大粮食补贴、发展非农经济以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建议。     

构建优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城乡融合发展首先要让相对落后的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赶上来,站到与城镇同一发展平台上,才能有条件实现融合发展。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的优先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要优先发展,必须打破现有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建立农业现代化投入优先保障机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配置机制、农村公共服务优先供给机制、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机制、土地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农民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六大机制,实现土地市场和进城落户限制"两个放开",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支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