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环境管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评估

本文构建了一个纳入环境管制成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利用该模型评估了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提升环境管制强度,使工业废弃物排放完全达到现行法律标准,将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使制造业部门就业量下降约1.8%,并使出口量减少约1.7%。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虽然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对各地区均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甚至方向均存在较为显著差异。从短期来看,无论以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衡量,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长期来看,虽然以绝对量衡量,东部地区所受的影响较大,但以相对量衡量,中西部地区所受的影响则更大。本文认为,在当前实施强化环境管制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对政策可能造成的区域性及结构性影响有充分的认识;不同区域提升环境管制强度的重点和难点有所不同,中国强化环境管制应分区域逐步推进;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应选择重点行业进行推进,应率先强化环境管制清洁度低并且政策关联效应小的行业。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在政策时机上应在经济高涨时期进行推进。     

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关系的理论研究

地球上的物质之所以区分为资源和废物,根本上取决于工业技术水平和工业需求规模。如果没有工业技术能力,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都不是资源;而只要工业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地球上甚至太空中的任何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人类要根本性地摆脱资源环境困境,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坚决而高效率地走过工业化的历史。当前,中国工业发展仍然处于资源和环境形势相当严峻的时期,工业生产活动正在变得更清洁的事实,并不表明现在的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相反,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必须继续走过重化工业更大发展的大规模消耗资源阶段,中国工业生产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仍然相当严重。正因为如此,加强政府的资源环境管制并提高管制有效性,仍然是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政府实行资源环境管制,最根本的目标:一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可行目标:二是维护有效和公平的竞争秩序。有效可行的资源环境管制方式,应既要确保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又要有助于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长期提升,特别是要保持公平竞争规则下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适度合理的管制强度,应既要对企业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中国工业排污量时空演变透视区域深度工业化步伐

本文度量了2005～2019年中国267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工业产值、经济增长与单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等主要观测变量时空动态演变,透视中国不同区域高技术制造业升级、资源环境保护和深度工业化进程。研究发现：（1）在大部分地区,当产出收益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弹性超过1时,单位工业产出的排污量将下降;2）分区域、分类别城市工业环评与生态环境部《2019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结论一致,全国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有序提高;（3）然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现象仍较为严重,以中低技术制造业为主的内陆地区,在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粉尘生成量等方面仍差强人意;（4）与中小城镇相比,大中型城市对环境保护的力度逐年加大,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得到较大抑制;（5）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化趋势;（6）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开启绿色技术升级新征程。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基于Arcgis、Geoda和Matlab软件平台,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对不同环境污染物的差异影响,并讨论了技术进步、环境治理投资、对外开放度、经济增长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3种污染物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没有显著影响,保险业集聚对于不同环境污染物具有差异影响;第二产业发展和调整促进了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减少;不同控制变量对不同环境污染物具有差异影响。因此,环境治理需要考虑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加大银行业和证券业环保投资支持力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改善引进外资结构和环境治理投资结构,重点推进控制工业粉尘排放的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污染物治理视角下的系统GMM估计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2～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系统动态面板模型,从单位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两个方面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并分别实证检验了它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我们还发现单位废气治理费用的提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边际效应要远大于单位废水治理费用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环境污染治理与解决产业结构矛盾的双重压力下,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尤其是加大废气治理力度对于当下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结构优化调整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及环境污染物排放趋势的基础上,选取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强度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强度,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工业各行业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将工业各行业划分为优先发展、重点扶持、引导发展、结构整合以及限制发展等不同类型,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工业内部各行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本文以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以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衡量各行业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的程度,利用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①2007年污染治理成本使制造业贸易部门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在4%之内;②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排污费征收标准自2003年以后更加严格,但各部门价格受影响的程度仅增加0.5%左右;③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价格提高幅度不超过2%。这些发现表明,环境管制尽管对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基于PSR 模型的我国城市创业环境评价——以4 个直辖市为例

本文基于PSR （压力— — —状态— — —响应） 模型构建了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模型, 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以中国 4 个直辖市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为对象, 运用压力指数、 状态指数、 响应指数和综合指数对创业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并提出优化创业环境的举措。 研究显示： 我国四大直辖市的创业环境排名为北京、 上海、 天津和重庆,2012 年以来各城市创业环境综合指数均有较大提升, 城市之间创业环境差距有增大趋势; 在压力指数上,4 个直辖市整体相差不大, 天津发展速度最快; 在状态指数上, 北京最好, 重庆最差, 上海和天津基本一致; 在响应指数上, 北京最好, 上海次之, 天津第 3, 重庆第 4,4 个直辖市均呈快速发展趋势。     

中国·柯桥纺织指数 与产业发展相映成辉

"中国·柯桥纺织指数"于2007年10月向全球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轻纺城在信息化、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登上了新的发展平台,进入了纺织市场与纺织指数相映成辉的新的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柯桥指数已经正常运行了将近半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业内人士认可和运用的指数之一。     

关于举办《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中国工业经济》1984年由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全国产业经济与工商管理领域的国家级权威核心期刊。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计算,全国经济类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排名,2007年度《中国工业经济》位居《经济研究》之后,排名第二。这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影响因子在全国经济类学术期刊中连续5年排名第二。近几年来,《中国工业经济》的学术影响力迅速提升,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期刊奖一等奖;2005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家期刊奖,即中国期刊奖最高奖项;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期刊奖一等奖;2008年     

资源、环境与工业发展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2年年会学术观点综述

本文对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暨"资源、环境与工业发展"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归纳与综述,涉及产业经济理论前沿,资源、环境与工业可持续发展,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与资源利用效率等内容,反映了当前资源、环境与工业发展研究以及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     

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

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人口和自然资源条件并不构成中国工业发展的绝对障碍，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在总量规模和品种的丰富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也不具有特别的资源丰度优势，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一个基本国情。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储量、投资、产能(包括运输能力)、价格(机制和承受力)是工业资源问题的四个基本层面，其中，不同资源产品的价格特征又是资源供求问题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工业资源短缺性危机，一是价格问题，二是产能和投资问题，三是自然储量问题。历史地看，对于工业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必须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最根本的问题是：工业化是一个效率至上的市场竞争过程，而且是国际化、全球化的竞争。归根结蒂，是竞争力决定着生存、发展和环境质量的可行标准。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或者一个工业部门实现了以耗费资源技术为主向以节约资源技术为主的转变，称之为“竞争力突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竞争力突变的含义是：在社会(包括国际社会)认同的管制标准直至尽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管制标准的条件下，在无歧视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桂林电厂以大代小技改工程环评大气预测与分析

针对挂林电厂以大代小技改工程环境现状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结合导则及规范,采用高斯模式计算高架点源大气污染物扩散地面浓度,并分析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在验证不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实现雾霾脱钩的基础上,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的提高可增强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但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的提高反而减弱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相比于总体样本,环境行政管制下大规模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较弱,这两类企业发生雾霾脱钩效应的环境污染监管门槛较高,而且在更高门槛下,类金融投资偏好不存在雾霾脱钩效应,表明大规模企业在更高环境经济规制下可能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     

最终需求侧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解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的数据,引入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最终需求侧环境效率以及中 国分行业对工业总体环境效率变动的贡献度,对分行业环境效率变动进行了增加值系数效应 、中间需求效应、排放强度效应3种影响因素的SDA分解。得出结论：中国环境效率较低,改 善环境质量刻不容缓;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等5个行业环境效率相对较低;对整体效率 贡献率大的行业,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1995～2009年环境效率变动中排放强度贡献率最大,增加值系数和中间需 求贡献较小甚至为负。最后从行业层面提出了改善环境效率的政策建议。     

对世界和中国成品油市场发展环境的研判——"第三届成品油分销国际会议"成果之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石油需求明显下降，但炼油能力继续增加。预计到2015年最后一波炼厂建设结束之前，全球炼油能力都将处于过剩状态。中国和亚太地区，2015年前炼油能力都将继续增长，产能过剩的矛盾突出。中国成品油市场将全面进入买方市场，无论在炼油领域，还是在仓储、批发、零售领域，市场竞争都会逐步升级，传统的市场结构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使中国成品油分销行业形成了基本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并广泛吸收国际通行做法的运行保障体系，中国成品油分销领域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十二五”期间，成品油分销领域必将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投资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高和服务水平提升。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压力和日益加大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工业迫切需要加快绿色转型。工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产业,工业绿色转型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在推动工业向绿色、低碳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实现工业绿色转型也将产生显著的效益。总体而言,工业绿色转型的效益远高于成本,这将成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需要加快机制创新。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以政府战略法规为支撑,市场化推进,鼓励产业界积极响应、企业自主行动和公众广泛参与,建立涵盖环境规制、节能减排机制、绿色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国际协调机制的综合性、开放式绿色转型机制创新体系,并在技术、资金、交易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丰富绿色转型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