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长区域结构与空间效应——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农民收入增长区域结构与空间特性对于农民增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别计算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省际类型,并通过空间模型考察了各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空间效应。我们发现,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类型区域结构呈现出一定空间特征,空间"相邻效应"较为显著,以长江为流域主轴的各省农民工资收入增长对相邻省份农民工资收入增长弹性较大,而地理相对"边缘"省份的则较小;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类型区域结构特征不明显,且空间效应不显著。最后本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教育和培训哪个更重要——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测算了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工资的教育回报率仅为2.3%,明显偏低;拥有技能的劳动者比没有技能的高出21%,促增收效果较为明显;教育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使其更愿意且有更多机会接受到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中教育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技能是决定工资水平的关键因素。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决定机制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从二元经济结构变动和区域差异的角度,研究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的决定机制,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部门的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的决定有参照效应,而实际产出对迁移工资的促进作用发生偏离。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程度的恶化,参照效应和偏离效应随之加强,并且从整体上看,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受农业收入的影响最大。进一步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参照效应的强度存在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参照效应弱于中、西部,并且各区域要素回报率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最为突出,中部地区仅有物质资本通过检验,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劳动的回报率较高。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溢价效应——基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异质性培训、技能分化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决定

本文在划分通用性和专用性技能培训后,基于CHIPS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对培训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上的作用及其代际变化做了经验上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培训总体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提升效应。相较于未培训的农民工,培训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平均提高了60.94%。不同类型培训会因所形成的技能分化而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具体说,通用性培训无法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工资增加,专用性技能培训则具有很强的工资促进作用。农民工内部虽已代际分化,但培训的工资决定效应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认为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专用性培训应成为当前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最主要策略。     

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浙江省杭州市8个区的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工收入差异现象严重,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结婚使男性工资提高而使女性工资降低,地域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杭州籍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外省来杭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且边际效益有递增趋势;2010年工资水平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性质本身不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基于“认知动机”视角谈合规习惯的养成

<正>员工合规操作的水平除了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影响外,还和员工认知动机直接相关。底线就是合规,如何强化全员合规意识,养成合规操作习惯,提升合规管理水平,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员工合规操作水平除了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影响外,还和员工认知动机直接相关。本文基于"认知动机"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对员工合规习惯养成进行探讨。一、合规习惯中的认知动机(一)认知动机。认知动机分为内部动     

关于农村信用社收入分配改革的探讨

一、农村信用社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目前，大部分农村信用社执行的仍然是农业银行行员制工资制度，依照行政级别计发工资，员工获得的工资报酬已不能准确体现员工的劳动价值，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而且，工资在员工收入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低，非工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而非工资性收入各地差异较大，名称各异，计发渠道、标准不一，也很不规范，有的地方甚至设立账外账或小金库提高员工待遇，其根本原因就是目前的工资制度已经脱离了按劳按效分配原则，加之农村信用社分配自主权未被固化，收益和分配政策都具有不确定性，没有对员工起到应…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1985-2007年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对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健康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工资性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各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中,教育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迁移投资次之,健康投资的影响为负.文章还对以上结论做出了解释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FDI对东道国工资效应理论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FDI流入对于东道国工资效应的研究大都基于以下四个视角：（1）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工资差异研究;（2）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类型：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的工资效应比较,以及外资企业并购东道国公司前后的工资变化研究;（3）FDI的进入对于内资企业工资溢出效应的研究;（4）FDI对于东道国总体工资水平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绩效的互动——基于101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提出,中国着力于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文章选取2010-2015年在沪深上市的1011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对股东、政府、债权人及供应商承担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成长绩效;对员工和顾客承担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成长绩效;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显著影响企业成长绩效。据此政府需要对企业进行积极引导与鼓励,完善相关的监督管理体系,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企业要与员工建立伙伴关系,关注员工福利,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给顾客优质的服务,从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更和谐的发展。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中国林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的调节和中介效应

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一直是备受关注且存在争议。当前,我国林业经济增长正处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的重要阶段,我国林企对于多元化经营的诉求已变得愈为强烈。为了准确回答多元化经营对林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基于33个样本企业2013～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结合内部资本市场的调节和中介效应,探讨了林业企业多元化经营与其绩效之间的作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林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影响路径中,内部资本市场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方向与强度。本文认为中国林业企业进行适度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而适度的定义则取决于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高低。     

僻壤不穷乡:资本技术构成产出效应差异与贫困县经济增长

本文考察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财政支出共同作用下,资本技术构成变动及其驱动效应分解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省界贫困县与非省界贫困县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资本技术构成的质量型产出增长效应在非贫困县、贫困县全样本以及省界贫困县中都是显著的,产出抑制效应则在非贫困县和省界贫困县中都显著存在。第二,非省界贫困县既没有非贫困县所具备的市场机制优势也没有省界贫困县扶贫政策方面的政策红利优势,其资本技术构成无法体现出质量型产出增长效应,主要表现出水平型产出增长效应。第三,省界贫困县的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会通过挤出效应抑制该地区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与资本技术构成水平型增长效应的交叉作用为“僻壤”省界贫困县注入增长动力。非省界贫困县政府财政支出则可以显著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又会因其与资本技术构成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产出抑制效应阻碍该地区经济增长。     

随迁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再审视——基于随迁年龄视角

研究随迁早晚对农村青少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随迁年龄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在不同成长阶段、居住方式和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农村青少年随迁时的年龄越小,越有利于其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相比于学龄期随迁,学龄前随迁的青少年人力资本提升更为明显;早随迁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需要建立在父母双方陪伴的基础上;相较于富裕家庭,早随迁更能促进非富裕家庭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和政府层面提出了提升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参考路径。     

品牌区分下农业龙头企业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盐城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4年盐城市百家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工程的年报表数据,构建农业龙头企业绩效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龙头企业经营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农业龙头企业的资产规模、研发投入和劳动力密度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性正向影响,技改投入和带动农户能力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并无显著贡献。从农业龙头企业是否形成品牌的角度来看,各变量对绩效的影响差别较大,资产规模对非品牌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品牌企业,研发投入则与之相反;劳动力密度对非品牌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品牌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有削弱倾向;带动农户能力对品牌企业绩效影响较为显著,对非品牌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     

信息能力、认知与菜农使用农药行为转变——基于山东省菜农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山东省306户菜农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菜农对农药的认知变化作为中间变量,验证了菜农信息能力影响菜农使用农药行为转变的作用途径。实证结果表明,菜农的认知变化显著影响使用农药行为转变,菜农的信息能力既通过中间变量间接显著影响使用农药行为转变,又直接显著影响使用农药行为转变,但信息能力影响行为转变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影响效应。菜农信息能力对行为转变的间接影响主要是信息获取能力显著影响行为转变,而信息能力对行为转变的直接影响主要是信息使用能力显著影响行为转变。     

信息能力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 ——基于生态认知的中介效应和农业收入占比的调节效应

研究目的：考察信息能力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生态认知对信息能力影响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中介作用,并检测农业收入占比对生态认知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纳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方法。研究结果：（1）信息能力对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低毒低残留农药的施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农膜回收行为的影响不显著。（2）生态认知在信息能力影响有机肥施用、低毒低残留农药施用和中高收入农户组的测土配方施肥过程中有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而对低收入农户组的农膜回收行为有显著的负向中介作用。（3）农业收入占比在生态认知影响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施用和农膜回收行为过程中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影响低毒低残留农药施用过程中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提高农户信息能力,利用信息化带动生态农业发展;加强农村生态耕种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户生态认知;重视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禀赋差异、议价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劳企双方议价能力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议价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以及禀赋异质性特征下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用工企业雇主相比,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明显较弱,在双方议价能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实际获得的工资比市场"公平"工资低24. 96%。对于处于工资分布底端的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弱势尤为突出。禀赋特征对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有一定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议价能力有所提高,而其实际工资水平的下偏程度也随之降低;此外,迁移状态也是影响农民工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更强,他们的工资所受到的挤压程度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