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中国上市企业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及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问题。遵循内生性的研究思路,选取高科技上市企业2001—2004年均衡的平行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研究发现:各种企业可观测特征和不可观测因素对经营者股权激励水平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托宾Q值表示企业价值时,我们发现,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即使考虑到内生性影响,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仍然存在强烈的区间效应,即经营者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大力加强经营者股权激励的程度,将有助于高科技企业价值的提升。     

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相结合——基于非效率投资的视角

股权激励未脱离传统的金钱激励,而经理人的需求并不局限于金钱。这种激励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激励内容和经理人的需求不匹配。文章以非效率投资为切入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内部控制对股权激励引发的问题产生了有效约束,股权激励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控制建设,得出实施股权激励应当与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相结合的结论。     

论企业高管股权激励有效性

企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依据股权激励的内在机理,结合我国股票期权激励的制度基础,在重新审视相关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从提升股票期权激励的有效性角度,提出了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切实解决“内部人控制”与审慎处理期权费用化、尽快调整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等相关措施与政策建议。     

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167家2009—2013年连续5年披露研发强度的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都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和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建议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对象应向核心技术研发人员倾斜。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回顾与启示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就已逐渐引进了股权激励,而始于2005年的股权分量改革,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于近几年来在上市公司中掀起了股权激励热潮。本文旨在通过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主要形式介绍和我国股权激励实践的回顾,总结出建立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有效的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机制的若干启示,以期能够为上市公司制定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方案提供有益的借鉴。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研究

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有关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重点关注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及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通过对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推行的股权激励方案的研究,对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揭开经营者股权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面纱——评《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经营者激励与约束问题始终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自Berle和Means(1932)以来,股权激励作为经营者激励的重要方式,一直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股权激励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途径。从1999年起,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地开始探索经营者股权激励机制。2002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也转发了财政部和科技部制定的《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的指导意见》。自去年以来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及MBO政策     

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分析

本文以2005～2006年披露了研发支出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公司资源的富余水平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于研发支出的影响越显著;公司的业绩较好,高管股权激励对于研发支出影响越显著。此外,高成长性的公司有更强的动机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创造成长机会;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研发支出越少。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

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市场反应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率的影响。选取2006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公布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市场对于股权激励的反应是积极的,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上市公司价值和投资者利益的提升,市场反应显著。     

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167家2009—2013年连续5年披露研发强度的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不同股权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都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和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建议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对象应向核心技术研发人员倾斜。     

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

依据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告股票期权计划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数据,考量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中高管激励比例、行权价格、绩效条件严格度、激励强度及激励期限均将对其激励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上市公司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契约时,应适当扩大高管激励比例、提升行权价格、提高绩效条件严格度,增加激励强度、延长激励期限以增强股权激励计划激励效应。     

基于高科技行业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运用面板数据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沪深两市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价值与管理层股权激励比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总资产、息税前利润／总资产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国有股比例负相关。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风格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公开披露的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数据,对关于投资风格分析的夏普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分析,得出该模型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进行投资风格分析是有效的,是观察、判断管理人投资风格及其变化的一个良好工具的结论,并概括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特点。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在我国当前融资格局不够优化、资本市场层次不丰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包括私人和公共)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运用我国四大经济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私人和公共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对人力资本增量的促进作用,以及人力资本增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并加以检验。结果主要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对人力资本增量,人力资本增量对农村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农村私人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强调了教育投资而轻视了健康投资;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产出效率高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产出效率;四大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额与结构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产业投资基金概念之匡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认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这直接影响到我国有关产业投资基金的立法工作。要设计好、发展好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制度,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人们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认识问题。     

低碳经济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研究

以政府、企业、公众及社会组织这四大行为主体为切入点,根据不同主体的需求,分析相应的投资激励和约束措施,以促进和规范各主体的"低碳经济"行为。     

股权激励、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

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解释了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困惑。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水平;股权激励与高管过度自信的相互作用使得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升高。这意味着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好地解释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     

管理者任期、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研究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着重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以我国2008—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管理者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管理者既有任期与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管理者预期任期与研发投资正相关;晋升激励在既有任期影响研发投资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在非国有公司中强于国有公司;晋升激励在预期任期影响研发投资中尚未起到调节作用,但在非国有公司中却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以及完善管理者晋升激励机制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