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区位差异的实证分析

自从中国加入WTO,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一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本文通过选取1985-2009年全国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说明FDI是影响我国就业区位差异的重要因素,FDI的区位分布影响了就业的区位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继续扩大FDI规模,缓解就业压力。     

我国东部、中西部及周边国家FDI区位优势比较

通过对我国沿海地区与中部、西部、周边国家越南、印度的投资环境比较,分析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FDI区位优势,提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更好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FDI转移,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化解就业压力。     

FDI区位决策中的产业集聚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产业集聚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引进外资的最重要地区,FDI在这一地区内部的区位决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本文采用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和逐步回归方法并结合怀特(White)异方差检验,经验性地证实了:21世纪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的工业企业销售产值、FDI自我积累的因果效应机制等表征产业集聚状况的因素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SPSS分析软件)说明FDI对中国就业结构(主要是就业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和积极的影响,应继续扩大FDI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国流通业外资进入的就业效应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流通业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吸纳就业.而持续的外资进入对我国流通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对其行业内就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流通业外资进入对行业内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对其总体影响进行了验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具有类"漏斗形"的非线性的影响:当流通业FDI小于270.16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挤出效应;当流通业FDI处于270.16亿至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不存在显著影响;当流通业FDI水平高于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正向拉动作用.通过对流通业外资进入影响就业的机制进行检验,文章进一步指出,流通业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商业集聚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以及流通渠道再造效应对就业产生影响,且流通业外资进入产生的就业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内资批发业的影响而产生的.文章提出,流通业外资进入存在的"就业陷阱"值得警惕——在相当长时间内,流通业外资进入对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行业内就业会产生负向挤出效应.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不同地区,尤其是三、四线市场吸纳外资的态度和政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FDI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1998-2011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FDI不仅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区位分布与竞争不平衡特征,在特定的西部地区内部也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与区位分布不平衡。进一步,本文采用西部地区11省份1998-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地区规模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外资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变量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虽然具有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当前和未来西部地区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为我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如何提高我国跨国公司FDI 的投资效率、优化其区位分布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出发,分析其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及缺陷,对优化我国跨国公司FDI区位分布提出对策和建议.     

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一个区位优势分析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检验了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因素还没有形成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优势;非制度因素中的市场规模、第二产业FDI、人均收入水平等是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重要区位优势。为此,文章在政策建议中指出中国应在改善服务业利用外资制度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区位优势,培育新的区位优势,吸引FDI促进本国服务业的发展。     

外资如何影响中国就业?--基于1989_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 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就业者的影响又如何？利用1989_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分行业分地区分时期研究了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就业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相当于投资和消费推动就业增长的11.3%_29%,但FDI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并且对不同产业的就业影响存在差异。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FDI对就业的影响明显不同。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仍应积极引进FDI来促进就业稳定增长。     

为什么FDI没有西进——从产业层面分析

难以吸引外资是西部地区面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东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差距持续扩大,表明仅从传统的区位因素难以解释FDI为什么没有西进.本文试图从产业层面解释FDI为什么不西进,从产业级差、产业结构和产业配套能力三个方面对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产业差异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对西部地区引进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层面的因素是造成西部地区引进FDI困境的重要原因.     

开放型的两部门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模型探究——基于对外贸易和FDI的视角

对外贸易和FDI通过价格、就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影响一国的收入差距.考虑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情况,本文通过构建开放型两部门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模型来分析对外贸易和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经济开放、农业/非农产业国内物质投资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还是农产品/非农产品价格差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劳动者的负担系数,都会影响到一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和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动态的.     

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以FDI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为视角

本文在FDI区位选择第三方效应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1987-2010年我国29个省市的FDI区位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显著存在;同时分地区检验显示东部地区第三方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分阶段检验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战略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产生显著作用,两大经济战略导致我国三大区域FDI形成新的分布格局,且各区域内部协调性逐渐增加.     

FDI资金流动下的政策有效性与人民币汇率政策

本文考虑到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下主要以FDI资金流动为主的现实,修正了BP曲线,并建立了一个确定性的静态模型.研究表明,我国主要针对短期资本流动所进行的资本账户管制并没有降低外部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以FDI形式为主的资本流动条件下,本币的大幅度升值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一般价格水平所产生的收缩性的影响是巨大的,采取大幅度的本币升值措施以缓解中美贸易顺差极不可取,它会沉重打击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实现,并造成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渐进地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或提高本国利率以遏制FDI形式的资本流入;或在本币稳步、渐进升值的同时,渐进地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确实可以降低本币升值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收缩性的影响.     

国际垂直专业化的"产中学"效应:创新发明与生产区位分离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背景下，“产中学”效应是否是创新发明地理聚集的重要因素，值得考察。通过专利申请和劳动力就业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的创新发明与生产区位相分离的现象，生产与创新发明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经验研究证明，我国的创新发明主要受本国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的影响，FDI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等小型创新项目上。在需要重要专业技术知识的创新发明上，FDI并不存在技术外溢。     

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04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和区位特征变量一道触发了FDI的初始地理集聚,而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导致了FDI在我国省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从长期来看,单纯的税费优惠手段对FDI区位选择整体上不起作用;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并导致科教文卫等软件公共物品投资不足;此外,旨在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制度优化竞争对吸引FDI流入也具有积极作用,应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为各地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以外,FDI的区位选择还要受到地方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等区位条件,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     

促进劳动就业的税收政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供求矛盾逐级加大,沉重的就业压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如何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是我国现在和未来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经济命题。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就业起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劳动力就业现状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空间分布的显著非均衡性引发了大量有关FDI区位选择的经验研究,但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FDI的空间依赖性对其区域分布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1990-2004年28个省区的数据资料,从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两方面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考察FDI的空间相关性对我国FDI地区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现实FDI地区分布的拟合效果更好、解释力更强;我国各省FDI的区位分布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相邻地区吸引外资的增加能够带动本地区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FDI对中国区位环境的动态要求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这一过程中,FDI的来源和投资目标区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章分析了吸引FDI进入中国的区位因素(政策框架、经济因素、便利化措施)的动态变化,并且指出了区位选择要素的动态变化对我国利用外资中长期战略的影响。     

FDI产业选择的变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带来了许多积极作用。在就业方面它吸纳了境内大批劳动力,并对我国典型的二元就业结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FDI进入的产业结构越来越高,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必定释放出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又因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FDI企业面向的是劳动市场的一小部分年轻高素质劳动力。所以无论是对就业水平还是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上,将越来越凸现其消极影响。针对此文章提出了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社会性支出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

笔者利用我国1999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税收与FDI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社会性支出及其结构对FDI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外资在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中并没有将税收优惠视为主导性因素,而是更重视当地的社会性支出水平;社会性支出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FDI与税收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社会性支出结构对FDI流入具有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