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弥补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丧失的创新机制,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短缺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即使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并不短缺。文章将具体分析劳动力不短缺的原因,并对劳动力不短缺条件下出现的民工荒做详细解读。     

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民工荒”与宏观经济影响

我国1990年至2011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趋势表明,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与劳动力需求水平上升在2003年交汇在一起,造成了我国从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问题.通过建立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消费水平和出口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途径.     

中国劳动力市场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2008年7-8月份间,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爆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导致美欧经济急速下滑,作为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地,美欧经济的衰退直接导致珠三角和长三角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订单减少,紧接着这些企业大幅裁员并缩小规模。     

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率先出现"民工荒"现象,许多学者担心刘易斯拐点过早来临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发展已具规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刘易斯拐点出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一个重要契机,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区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文章阐述了刘易斯拐点的内涵,论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必然性,提出了应对策略。     

中国现存“民工荒”问题的实质分析

在二元经济发展的框架下,中国经历了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发展过程。从＂民工荒＂问题入手,探索中国现存＂民工荒＂现象的出现的原因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民工荒＂现象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验证。     

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长开始减速,正如世界银行所说,中国已经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就是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有效生产劳动力资源不足带来的结果。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人口红利消失,而是现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竞争力。如果还是仅仅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企业必须要转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和技术人才,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第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解读我国近期“民工荒”现象

如何重新认识和理解我国丰富而有限的农村剩余劳力并对其进行充分合理调整和配置,并妥善解决好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暴露的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成为我们当前最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课题之一。文章通过对我国"民工荒"现象以及前人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再认知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民工荒"这一课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结论和意见。     

关于我国“民工荒”问题的探析

民工荒问题困扰着我国企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并没有枯竭,只是有原来的无限供给变为现今的相对有限剩余。由于农民工主体和观念的改变,惠农政策的效果显现等原因,我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通过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等政策可以缓解民工荒现象。     

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分析

2004年以来“民工荒”由东南沿海辐射至全国，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这无法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剩余与就业空位并存的矛盾现状。本文通过拉一费模型测算出刘易斯拐点尚未来临，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短缺状态，并分析了这种结构性民工荒现象的成因，提出应从产业结构升级，加强职业教育，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途径改善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现状。     

关于中国民工荒问题的思考——基于对刘易斯模型的探究

针对中国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刘易斯模型提出了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结束的观点,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刘易斯模型的特点与中国当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特点相对应,从不同的角度反驳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笔者则从微观的角度结合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来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观点的不正确性,并针对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从“刘易斯拐点”看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蔓延。"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引起广泛热议和政策关注。虽然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仍存在争论,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应对拐点到来。文章以贵州省为例对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红利释放问题进行讨论。在对多项特征指标进行计算比对的基础上,文章推断了贵州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并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劳动力红利现状。最后对欠发达地区如何顺利跨越拐点、打造"双型"劳动力红利提出了政策建议。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

本文从人口波动的独特视角对"民工荒"现象作出了全新的解读。我国人口的波动使劳动年龄人口自身的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动: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年轻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而企业则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导致年轻劳动力供需失衡;另一方面,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迅速减少,破坏了企业每年劳动力更替的补给通道。高等教育的初次职业分流作用使本就日益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中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进一步减少。所以"民工荒"问题并不主要是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减少的城乡间流动问题,而是由于人口波动和高等教育扩招造成年轻的体力劳动者规模整体减少的问题,是伊斯特林所描述的人口长波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具体体现。     

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文献综述及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关于我国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及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四个方面。并且对我国现行状况及未来方向做出了思考。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二是经济为什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其中有些"创新"的观点,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加以讨论,澄清是非.     

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

一国经济的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力增长的有效性.人口作为理解经济增长的一个切入口,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大决定“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予以解读,从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口经济理论及西方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展开分析和论证,阐明人口政策适度调整后,经济增长将获得新动力.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