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陷阱”:理论辨析与政策导向

在《京都议定书》面临失效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以其它国家减排为条件的减排承诺及相关实证研究的缺乏,加重了人们对三种低碳陷阱的忧虑。理性地辨析碳陷阱,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及相关政策的选择。本文基于低碳经济与金融发展理论指出,即使国际强制碳减排不复存在,中国的低碳发展目标不仅仍需坚持而且可行。相对低碳陷阱,高碳陷阱是中国面临的更现实的风险。基于欧盟14个国家2005—2009年面板数据建立的双固定效应模型则进一步证实:相对减排目标是可行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相对减排目标,碳金融对降低碳排放强度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自主碳排放强度的区域结构则说明中国应在碳博弈中增强自主性。     

低碳经济转型的轨迹与路径:中日韩的比较及启示

低碳经济转型是一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逐渐脱钩的过程。本文以GDP碳排放强度为切入点,分解了GDP碳排放强度的两个因子——能源效率、能源碳强度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程度,并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韩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背景,比较分析三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轨迹和驱动模式,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启示。     

碳生产率的经济学背景及其内涵分析

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一方面要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减少碳排放.而碳生产率能够将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不仅是低碳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提高碳生产率.目前关于碳生产率的研究主要侧重实践层面,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因此,本文从碳生产率的经济学背景、经济内涵、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为低碳经济实践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     

低碳经济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以河南省为例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从河南经济现状来看,转向低碳经济中有着诸多困难,河南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特别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成为主要障碍。但也有着自己的优势,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空间大、成本低。河南可采取适合地区情况的有效措施,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基于林业低碳经济的多主体合作博弈分析

林业的低碳经济是一种源头控制,过程控制,控制目标相结合的三维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林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的林业低碳经济是指,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增大森林吸收碳,减少森林排放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的林业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设计

全球碳交易量和碳交易额的迅速增加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低碳经济需要金融市场的大力支持,本文通过碳金融市场交易机制及实践状况研究,分析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现实困境,对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进行制度设计,以金融手段量化方式引导企业和消费者采用低碳的理念生产和消费,从而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发展区域低碳经济是国家应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谋求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战略举措。评价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追寻碳的排放轨迹,从低碳能源投入、低碳产出、社会环境、科技发展、政府服务五个方面,探讨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思路,建立了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科学指导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工作。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发展区域低碳经济是国家应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谋求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战略举措.评价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追寻碳的排放轨迹,从低碳能源投入、低碳产出、社会环境、科技发展、政府服务五个方面,探讨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思路,建立了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科学指导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工作.     

用低碳经济理念指导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

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理念和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用低碳经济理念指导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有利于黑龙江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设生态大省。     

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模式研究

建设和发展低碳城市是实现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内在动力支撑因素。基于低碳城市与空间结构的概念及二者的关联性,在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低碳发展理念观的3种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以促进城市低能耗发展,为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目标提供动力机制。     

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与低碳经济发展: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碳排放强度的视角,运用转换份额分析法,将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从碳排放强度变化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999年以来技术进步是决定广东省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作用较小;从产业部门看,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最大。因此,在优化产业行业结构中,支持重点产业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广东未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思考

把对经济工作考察的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创新,是党和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丰富,在思路上应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我国省域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比较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将碳排放绩效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中,对2002—2009年我国29个省区的碳排放绩效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碳排放绩效出现了显著提升;三大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局面;技术进步是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提高的主要驱动力,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升,且中部地区的进步速度最显著;大部分省份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还较低,这不利于实现可持续性的低碳发展。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西部的实证分析

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依靠区位优势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体现,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资源补充和产业引导功能。西部地区的开发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充分发挥FDI的作用,引进外资和技术实现产业结构整合和区位优势。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实现FDI与区位产业发展优势的有效结合,引导FDI的溢出绩效和产业收敛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政策制定的关键。以陕西区域经济增长数据为背景,分析了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FDI的作用还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中不断强化,在政策上进行有效调整和引导。     

金融转型、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

本文建立世代交叠模型,分析金融转型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选择以投资扩张和技术转移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后发国家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优选择;当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时,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将会转向技术创新。在转变过程中,后发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具有门槛效应。后发国家在前一阶段赖以进行投资扩张的金融体制,加上追赶型发展战略下地方政府的增长最大化冲动,可能会延迟后发国家向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转变。     

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十二五＂规划纲要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层面,对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进行了总体设计和长远筹划。通过军民融合式发展,在有效保障国防安全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国防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交汇点,以促进国防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同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部署,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经验,构建决策科学、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坚持改革创新,用融合的理念解决问题、促进发展。     

新疆财政科技投入的反思与对策——基于跨越式发展视角

欠发达地区实施跨越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革命的推动以及制度的实质性创新,而科技进步必须进行相应的科技投入。在既有的科技投入主体中,财政科技投入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是决定地方科技进步的源动力,在落后地区尤其如此。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核心是转变新疆经济发展思路,籍科技水平的提高来提高整体产业竞争力。本文检验了新疆财政科技投入与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发现新疆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的发展对财政科技投入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而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没有出现＂科技投入→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科技投入→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基于此,在举国科技援疆之际,新疆应该积极改善科技投入机制,实现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The Cambridge challenge to the Ricardian analysis of poverty

The Ricardian economists’ famous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mployed the Malthusian population doctrine,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the classical or iron law of wages. This analysis was based on utilitarian moral philosophy. The gloomy Stationary State conclusions of the Ricardian growth model — mal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idespread poverty — were challenged by both economists and moral philosopher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hallenge was that offered by William Whewell (1794–1866),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dominant fig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hewell is remembered today for his early contributions to mathematic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Ricardian growth model. Next, Whewell’s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is examined and the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basis of Whewell’s antagonism to Ricardian economics is considered. After considering Whewell’s treatment of agricultural progress, economic classes, and rent doctrine, his own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s analyzed. Finally, Whewell’s appraisal of the duty of government to those harmed by development is explored.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区域差异重要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全国层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三个样本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及其中间渠道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区域因素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从投资国视角看ODI逆向技术外溢的影响因素

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本文选取1985-2008年我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DI)的相关数据,从投资国的视角考察了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实际有效汇率、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对我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基于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