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视角下我国腐败行为的文化透视

在既有的我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沿用西方的研究范式并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中去寻求腐败现象蔓延的原因,而忽略了我国特有的本土性解释概念以及微观层面上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本文从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社会行为持续发挥作用的人情因素及其视角出发对我国腐败行为进行研究。我国腐败行为中的贿赂并非像政治学和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单一,是与权力进行交换的工具和资源,而是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礼物馈赠具有相同的运作逻辑,即是表达和给予人情的一种方式。腐败行为中的行动主体通过"有义务地给予—有义务地接受—有义务地回报"的"人情往来"过程,将个人利益纳入双方关系的义务之中。因而,人情的义务性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导致制度在面对通过人情往来而形成的私人关系时失去了其应有的规范作用,由此导致和加剧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与蔓延。     

今日文人：忍能对面为盗贼

近几年来，最触目惊心的灾害，不是金融危机，不是股市暴跌，不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危难——这些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容易弥补的，而是另一种灾害，即文人的腐败，其面积之大，影响之深，堪与官场腐败相比。     

关于商业贿赂的危害性及其防治对策的基本思考

商业贿赂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它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诱发了腐败犯罪,恶化了投资环境。商业贿络的产生、泛滥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公害,深刻分析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将有助于抑制和消除商业贿赂的蔓延和扩展,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晚清台湾对外贸易性质之争

关于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外贸中的作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晚清台湾对外贸易受到西方资本的控制,其代表学者包括东嘉生、周宪文、黄富三、李祖基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台湾开埠具有积极影响,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主要是林满红。     

由领导人的“收礼”说起

中国老百姓最厌恶的就是官场的腐败，是否行贿送礼是对官员认证的最好标准。     

封建时代的“官买卖”琐议

封建时代的“官买卖”琐议王长宗“官买卖”，不是官方生意，而是关于买官和卖官的生意。大千世界，生意行当不胜枚举，“官买卖”之成为一个行当，则是专制枯藤上结的果，是专制社会在穷途末路时所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晚清尤为普遍。一部《官场现形记》把“官买卖...     

论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完善——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

为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问题，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中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跟《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为践行“国际合作预防与控制腐败”的约定，我国有必要完善贿赂犯罪国内立法，以便更加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商业贿赂的体制隐患分析

从2006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虽然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光靠运动,不能形成防止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只有认真分析产生商业贿赂的成因,才有可能寻找到有效的途径防止商业贿赂这种腐败形式。从政治角度来说,商业贿赂的形成主要有5个方面的原因:政府体制不顺;规制不健全;政府行为不透明;政府及其官员权责不对称;中央对商业贿赂问题长期认识不足。     

腐败的困境: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大毒瘤而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各个历史阶段,破坏社会正义且阻碍经济发展。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腐败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滞后的,流行的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不足以为反腐败实践提供足够的指导。腐败本质上表现为一定群体的社会困境问题。在经典的贿赂博弈实验背景下,本研究使用实验方法考察了当群体面临"集体失败"风险的腐败决策。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实验中普遍的腐败行为导致群体陷入平均收益低于无腐败收益的"腐败的悲剧"。本文还对性别、风险态度、信任水平、腐败信念、亲社会性等个体特征在腐败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构建反商业贿赂的内部审计预防机制研究

多年的反腐实践经验证明,只有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腐败问题才能减少群发效应.因此,对商业贿赂的治理重点应由事后惩治,转移到事前预防,构建一个完整的预防商业贿赂的体系,而内部审计就具有这样的事前预防功能,本文以研究商业贿赂治理为主线,通过分析内部审计预防商业贿赂的可能性,提出构建内部审计预防商业贿赂的机制及其保障其有效运行的措施.只要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防范机制,便可以用内部审计筑起一道抵御商业贿赂的防火墙.     

以“图像”解说“晚清”－《图像晚清》导论

对于晚清社会历史的叙述,最主要的手段,莫过于文字、图像与实物.本文作者以<点石斋画报>为切入点,并以各类史料加以佐证、旁证或反证,以一种新的路径解读"晚清图像".这种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使我们对晚清社会的多元与共生,有直接的领悟.     

腐败现象的经济心理

纵观古今中外，一般将腐败行为界定为：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从范围上讲，腐败现象存在于思想道德、经济和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一般人们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腐败现象去看它的本质，即腐败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利贪污、贿赂、敲诈勒索、搞权钱交易，谋取一已之私利，则可以这样说，腐败决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而同腐败者的一种经济本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任何腐败现象，无不都是以经济作基础，并与经济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拟从经济的角度去剖析腐败现象的心理因素。     

行贿受贿的博弈论分析

腐败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我国政府一直想防治的问题之一。文章试图用博弈论的思想来分析行贿者(企业)和受贿者(官员)的行为动机和他们之间的博弈行为(贿赂),以其能对防范腐败提出一些建议。     

欲抑房价,先除腐败

“我经手的商品楼里,很多都带着腐败的味道。”一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说。此话已被多次验证。今年2月,国务院首次界定商业贿赂重灾区,前两名——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都和房地产市场密切相连。     

社会转型期经济犯罪若干问题探析——以行贿犯罪为例

从近几年发生的大案要案来看，贿赂腐败日趋渐多，行贿成了导致腐败的必然因素，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成为一组对偶犯罪。为了预防受贿犯罪，遏制腐败现象的继续产生，本文试从行贿犯罪的成因分析出发，了解行贿犯罪产生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因，探索行贿犯罪的控制方略。 一、社会转型期行贿犯罪的特征 1.犯罪对象向高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渗透蔓延。从当前查获的贿赂案件来看，行贿对象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部门，而且存在着向党政机关的高层领导干部渗透蔓延的趋势。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商业、供销、物资等系统、部门权力较集中，行贿人“寻租”…     

商业贿赂的危害及治理

一、商业贿赂的危害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贿赂形式。它是市场参与者为获得交易机会和交易利益,采取各种行贿手段,侵害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行为。1．商业贿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在必要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商业行贿的目的有多种：或是为了获得市场准入、经营垄断权、特许经营权、配额、无形资产认定;或是为了兜售其假冒伪劣商品,推销其在公平竞争中难占优势的产品;或是为了维持垄断价格和进行价格操纵;或是为了购买短缺产品、开发稀缺自然资源以及获得有利的投资和经营机会等。     

简化人情

人情可以简化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因文化环境而异。在中国,过年、过节、过生日、结婚生子等等都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感情、联络感情、巩固感情的好时机。人们常会在这种时候做很多文章,针对不同的人,与自己感情深浅的不同程度,来考虑送什么样的礼物,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送,通过什么途径送等等,以期达到最佳的效果。礼物太轻,觉得拿不出手,丢面子;太重,又怕别人无法偿还,并有贿赂之嫌。礼物太平常,就可能     

治理商业贿赂的几点思考

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商业贿赂出现以来，各国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中纪委六次全会后，反商业贿赂开始高调亮相，隐含着我国反腐败战略重点的转移，治理商业贿赂已作为今后全国上下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笔者在此，仅以个人观点，试着从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原因、商业贿赂的危害和如何治理商业贿赂行为三个方面，并结合国情，浅析我个人的看法。     

潜规则背后的潜意识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晚清三大中兴名臣,三人同朝为官,为人处世和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处世圆融,严于律己,近乎完人。李鸿章善于投机钻营,适应能力极强,左右逢源,太后喜欢他,洋人也喜欢他,屡战屡败,依然屹立不倒。曾国藩和李鸿章都特别会做人,谙熟官场潜规则,不轻易树敌。左宗棠却是个直性子,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敢于直言,动不动就得罪人。     

商业贿赂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商业贿赂行为是一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破坏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的资源合理配置,影响投资环境的行为。作者立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现状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商业贿赂行为规制的四点建议,呼吁将反商业贿赂行为与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分开,制定《反商业贿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