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政治到民生政治:我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新举措

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即权力政治的基础上,通过依靠政治的强制力巩固国家政权。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十分关注民生问题与加强民生建设。民生政治问题也作为一个现实政治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政治问题。在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不仅只是要强调权力手段性的权力政治,而且还要强调民众社会的获得感、共享感的民生政治已经成为合法性新的有效来源。文章对权力政治与民生政治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权力政治与民生政治的侧重点以及21世纪以来我国中央的相关政策来论证巩固我国合法性的新举措——民生政治。     

论帝制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内在逻辑

一个正常的政治体系能够得以运转,保证其合法性,必须要有建立在人性论和知识论假设前提基础上的一整套的价值目标和知识系统。帝制中国所采纳的是不平等的人性论和知识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政治结构,同时从意识形态和个人品质中,获得政治统治合法性。帝制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紧密围绕着保持权力和保证王朝的基本稳定而复杂展开的内在逻辑。     

政治学视角下公共权力的目的分析

政治学对于权力目的的思考在当下的生产力水平与意识形态的能力范围内仍然是未能解决的。从共同利益、政府责任、政治思想等视角解读了政治文明对于权力的不断求索与设计,围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契合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与探讨。     

意识形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 ,而且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合法性、团结统一性、价值导向性三个功能 ,并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正确看待意识形态问题 ,对于已经进入WTO、更加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的中国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进行理论与实践多个层面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变化,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开始了新的全方位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政治合法性的内涵与基础入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合法性,合法性要求公正的、持续的、协调的经济增长。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政治合法性的内涵与基础入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合法性,合法性要求公正的、持续的、协调的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权威:挑战与重建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受到执政合法性基础弱化、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弱化的挑战。所以,如何增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强化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化功能、强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功能、扩大政治参与以加强我党的执政权威是社会转型期的新课题。     

“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戍、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一个政治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性推动和计划体制社会的解析,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的整体性变革特征。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方式,而国家形式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必须契合该国具体的社会结构,顺应该国整体的权力运行逻辑。因此,运用“政治社会化”范式,对基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社会系统中的局限和缺失进行反思是富有意义的。     

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权力特征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手段，它还是特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载体。传媒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意识形态功能的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介权力这一桥梁来实现的。媒介权力的实质是物对人的控制，它有着自己的主体性特征与来源基础。媒介权力是历史的产物，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停地发生转移。如今，媒介权力体现出由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向“科技话语”和“消费话语”位移的趋势。     

从公共领域在当代的困境看权力系统与媒介系统

大众传媒从产生之日起,便以其独特的性质为世人所瞩目。权力系统,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资本权力都力图控制媒介,从而或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或达到赢利的目的。而更多的人则希望媒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成为公共意见交流的平台。本文试从公共领域在当代的困境来探讨权力系统与媒介系统的关系。     

试论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变革也不断提速,在新形势下,公共权力腐败现象也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权力腐败有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我们需要从监督机制、法律制度建设、思想道德引导等方面完善公共权力腐败的预防体系.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保持稳定、良好运行的前提。但是,我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现状不佳,存在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文本将从分析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表现形式入手,研究政治合法性的实现途径。     

文明复兴的维度

正文明复兴的自觉,让中国政治正在艰难地走出意识形态时代。过去三十年间,中共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在持续变化。从最初的全盘反传统,到今天大体肯认儒家,而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从七十年代开始,但尚不自觉的保守化过程,至此跃上了政治自觉的层面。也因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场相当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与国民价值、法律与生活、权力与文化之间的紧张、冲突正在逐渐缓解,政治的极端性正在缓和。一种更为开放的、包容性的政治有可能出现。现实政治的主线,则可用八个字概括:文明复兴,全面改革。全面     

论我国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实施及时有效的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效体现。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的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体系进行了论述:首先,分析了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之间的关系。其次,详细论述了现阶段我国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有效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对策。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启示

葛兰西在分析东、西方不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该理论从"完整的"国家学说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并巩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得依靠"有机知识分子"的力量,以"阵地战"的方式首先在市民社会中获得"同意"。这对指导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启示。     

红色娘子军的意义重构

革命样板戏，作为文革期间的主流文化艺术形式，作为评论界众口一词的“政治工具性”、“意识形态性”而为后世所诟病，而事实上，这种文化形式并非如此单调，在其权力艺术的显性身份之下同样蕴含着人性单纯的内质，与我们理解的文革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很大的差异。本篇论文以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讨权力文化背景下，文艺的隐含多为生成模态性，又或许能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返观并解构权力文化，并与古希腊纯然的人性之美的审视跨越呼应。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研究

分析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现状，认为衡阳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主流积极向上，普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也存在部分党外知识分子对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认识模糊、政治选择存在功利化倾向、一定程度存在“政治冷漠”等问题，并从社会、学校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等多种因素作了分析，提出了创新教育模式、扩大政治参与、坚持主导意识形态、完善社会政策、多方齐抓共管等对策。     

创业网络与新企业绩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及其启示

基于整合制度理论与社会网络视角,从政治网络、投资者网络和顾客关系网络三个方面提出并检验组织合法性在创业网络与新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基于209份新企业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治网络、投资者网络、顾客关系网络与组织合法性正相关;政治网络与新企业绩效关系不显著,投资者网络、顾客关系网络与新企业绩效正相关;组织合法性在顾客关系网络与新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投资者网络与新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力促美国放松对华出口限制的政策思考

长期以来,出于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等方面考虑,美国对中国实行不合理的出口限制政策。这一问题是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历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最为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