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持有具有战略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现金持有对上市公司市场份额的影响,发现现金持有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并向市场发出一种激进的战略承诺。因此,高额现金持有可以实现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即具有战略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战略效应的作用多产生于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垄断竞争行业,而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完全竞争行业战略效应并不显著。     

负债融资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4~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考察了负债水平、负债期限结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负债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短期负债比例正相关,而与长期负债比例负相关,说明负债的期限结构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从负债来源看,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银行负债比例负相关,而与商业信用比例正相关。     

交叉上市对现金持有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5～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Fama-French(1998)和Fresard-Salva(2010)的企业价值回归模型,考察了交叉上市对于企业现金持有及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公司实现A+H股交叉上市后,由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而在A+B股交叉上市公司中,现金持有水平并没有显著降低。同时,由于交叉上市公司比非交叉上市公司的发展机会更好、融资成本更低,投资者更希望企业减持现金,适度加大投资,以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     

成长性、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行业环境以及企业成长与竞争态势显著影响其现金持有价值,基于2003-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结合禀赋差异(融资约束和产权性质)下的行业企业成长能力与竞争态势考察其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研究发现:公司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价值效应,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够促进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高成长能够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的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成长性是现金持有发挥价值效应的关键背景环境,企业高成长通过增强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进而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     

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影响

从公司规模带来的代理成本的角度对现金持有行为与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现金持有行为对于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存在两个相反方向的作用,适当的现金持有量对企业获得银行信贷存在有利的影响,但是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监管成本,导致持有现金被滥用的概率升高,这样现金持有反而会对企业的信贷融资产生不利影响.就获取银行信贷来说,企业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适合获得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水平.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行为研究

以动态面板数据方法构建的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模型比静态模型更能够捕捉到企业现金持有的动态调整速度和调整形态,利用该模型对我国市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最优现金持有水平,但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司在偏离最优水平的情况下只能进行部分调整且调整速度较慢,并由此导致了持续性单方向调整的特殊形态。此外,企业规模、投资机会及财务杠杆等其他一些因素对现金持有动态调整过程也有显著影响。     

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视角出发,对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等特征变量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持有现金与公司投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从我国市场化进程与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制度背景出发,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基础上,考察了公司持有现金的对冲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公司与非国有公司存在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持有现金具有一定的对冲效应,而且这种对冲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中更重要.     

社会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欠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失信环境视角探讨了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社会失信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企业现金管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持有——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10年深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法,考察了信息披露质量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持有的现金越少。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确实能够减轻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能够缓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以及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此外,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水平以及股权性质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影响。     

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制度环境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研究了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对2004年—2006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金字塔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金字结构下,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大就越会持有更高现金水平;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等制度环境因素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家族上市公司越会实行持有高额现金的政策。     

儒家文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2012-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地理邻近的方法测量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考察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 显示: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具有正向影响,其通过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应发挥优秀文化的作用,通过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推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系的完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债务违约风险——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7—2019年沪深2 046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二值混合模型,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加剧制造业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对其债务违约风险产生作用。异质性因素考察结果发现,外部融资能力能够显著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规模越小的企业其债务违约风险越容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经济周期波动视阈下现金持有的动态调整——基于面板VAR的实证研究

基于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与调整成本分析发现,企业的现金持有具有逆周期特征.基于面板VAR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该假设,并进一步发现,企业现金持有调整具有时滞性与持续性的特征.因此,基于经济周期波动对我国企业流动性管理影响的复杂性,一方面,企业必须提高流动性管理能力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必须实施有效的救助政策,帮助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顺利度过经济衰退.     

企业现金持有决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是人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与世界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不同,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存在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的现象。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企业现金持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最优现金持有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融资约束减轻或技术创新加快时,企业将现金分配于劳动要素的激励提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二者的负相关关系被强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以及劳动偏向型技术创新不足是分别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激励不足的重要原因。以上结论为理解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以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供了有益思考。     

大股东控制对现金持有影响的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

从现金持有理论和股东控制权理论出发,以2002～2006年沪深两市5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股东控制权进行可靠的度量,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研究了大股东控制及其约束机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并不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的直接原因,大股东控制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反而会持有较少的现金;股东之间的制约能够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     

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2004—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治理环境,研究市场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否降低了这一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两权分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我国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程度较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高,且其相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也略高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能够降低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但却不能降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     

股权激励真的改善了企业绩效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对我国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因子分析,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用于激励的股本比例存在区间效应,但其相关性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而下降。     

女性董事影响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女性董事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已日趋普遍,文章利用这一自然实验机会,以2003—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是否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发现：（1）女性董事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2）将女性董事区分为女性独立董事和女性非独立董事后,女性非独立董事促进了慈善捐赠水平的提升;（3）女性董事（女性非独立董事）对于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显著减弱。上述结论表明,在中国,女性在情境决策中的关怀主义伦理已经影响到企业决策,而国有企业的经济理性制约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的作用发挥。此外,独立董事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