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农村扶贫作用

<正>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的原因和自然、地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中一部分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处于落后状态,部分群众缺乏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即没有解决温饱。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统计:1994年,我国农村约有80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西部11省区,共计21个贫困片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通过从1994年开始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截止2000年,中国农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仍有3000万人口出现返贫现象。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之一表现为交通运输设施相对薄弱,交通不便。交通运输设施与贫困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对农村扶贫是如何起作用的?     

滇西扶贫开发模式浅析——以龙陵县为例

本文从阐述云南省龙陵县贫困现状和扶贫开发历程入手,分析研究了龙陵县贫困地区的“整村推进”、“移民搬迁”、“特色产业开发”等扶贫模式;总结了目前龙陵县扶贫开发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针对性的提出了在龙陵县实行连片开发、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建议,通过研究,为我国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新世纪：中国扶贫实行重点转移

中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当时农村贫困人口有8000万,国家计划用7年时间,即到2000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近年来中国农村脱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由于扶贫工作主要是向贫困地区投入资金和技术设备等,从而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脱贫。因此,扶贫重点的选择直接影响扶贫的结果。而面向新世纪,中国扶贫的重点及方式应该有所转移。 一、由重点贫困县向非重点贫困县转移 中国的扶贫政策是以确立国家重点扶贫县的方式开展的。国家“八七”扶贫计划在全国共…     

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思考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农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我国的反贫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开发式扶贫方针，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反贫困机制，通过加大扶贫力度，加强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等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持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     

我国扶贫资金投向现状及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我国继续把扶贫开发作为对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这对贫困县和广大贫困群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但是,近年来,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不断下降,与扶贫投入的不断增加形成强烈反差,并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扶贫成效高低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其中扶贫投入的总量和使用结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虽然多年来国家已在财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了扶贫投入,但是关于扶贫资金使用结构的问题却鲜有扶贫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进行研究。为此,财政部农业司扶贫处课题组专门赴河北平山县、甘肃会宁县和云南巍山县三个贫困县进行农户抽样调查和参与式评估,并结合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提供的县级和农村住户级统计资料,重点分析了我国扶贫资金的重点投向、不同投向的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及农户在资金投向方面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土,提出了今后扶贫资金投向的优先领域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要使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不仅需要关注资金的总量,还需要关注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向和扶贫效果,以及财政扶贫投资是否满足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需要。     

对返贫现象的一个分析

中国政府的反贫困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少贫困地区却长期存在着"扶贫、脱贫、再返贫"的怪圈现象.本文在引入经济脆弱性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脆弱性与贫困的走系,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经济脆弱性的种种表现,如资源环境差、基础设施不足、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收入稳定性差等,并指出这正是农村"扶贫、脱贫、再返贫"怪圈形成的主要原因.文章最后从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状况、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和经济收入状况等方面提出了走出反贫困怪圈的对策.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构建少数民族贫困县贫困评估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及思路

国家民委公布的《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以少数民族贫困县最为集中。因此,从制定新的扶贫规划、重新确定少数民族贫困县、创新和调整反贫困模式及建立贫困监测系统等的角度看,必须构建包括贫困识别指标和贫困程度综合评估指标在内的贫困评估指标体系,以科学、系统、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贫困程度,为反贫困战略的制定、调整和实施提供可靠依据。     

我国实施可持续扶贫战略研究

1.重构政府扶贫开发战略,切实转变政府扶贫职能。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那种无所不包的扶贫行为,一是着力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包括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文化环境、生态环境等);三是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信贷、税收、贸易等政策),     

“十三五”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思考

当前贫困人口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扶贫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一些扶贫政策不适应、不协调、不聚焦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各项扶贫措施的整体精准性较差,失能人口等绝对贫困群体脱贫压力大.“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为此,“十三五”时期要把扶贫工作放在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趋势下来整体布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扶贫攻坚成效,确保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到2020年如期脱贫.     

人本式扶贫的涵义

所谓人本式扶贫是指以人本精神为出发点,以建立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增强贫困农民发展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扶贫效率为核心内容,以加强贫困地区的农民教育培训为主要手段,各级政府与各部门的政策要有效地配合,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实行政府引导、农民自主、社会援助的扶贫新机制。人本式扶贫强调从农村贫困人口的需要出发,从总体上来说,不仅要满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对文化、教育、卫生、福利等的基本需要。而现行的开发式…     

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3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20多年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使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极大缓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探索出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但是,目前扶贫开发工作仍然面临严峻考验,发展差距正在成为阻碍我们继续前进的突出矛盾,致贫因素更加复杂,缓解贫困难度加大。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继续实施有利于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继续实施针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专项扶持政策,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切实维护贫困人群的基本权益,为实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目标而努力。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自生能力与巩固脱贫成果——后扶贫时代的思考

我国已经如期实现了精准脱贫的目标,成功按期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同时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深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扶贫成果,防止出现规模性退化或返贫,应当是后扶贫时代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经验证明,当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按标准成功摆脱贫困以后,会出现一定的退化现象,从而需要有一个脱贫成果的巩固期.特别是那些...     

深度贫困发生与破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已成为我国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议题。2019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为攻克深度贫困，推进反贫困理论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18AJL013）课题组共同举办的“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学术期刊和政府部门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脱贫攻坚一线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贺立龙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负责人、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教授分别致辞。与会代表们就破解深度贫困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一、贫困成因和特征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复旦大学陈学彬教授以“人的贫困”为主题，剖析贫困发生的制度性根源。他认为，贫困地区教育的缺位和贫困人口的知识落后是导致贫困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并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这也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惠及深度贫困群体。由于具体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导致了助学资源资助对象识别不精准和农村大学生“逃离”乡村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两个现实矛盾。为此，陈学彬提出，脱贫攻坚应主抓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对适龄贫困儿童给予足够的生活补助。同时，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困境，建议加大贫困生助学金支持力度，适当减免贫困助学贷款的还款负担，并与贫困生源地服务年限计划配套实施。 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教授提出，自然地理禀赋不利和社会发育不足共同导致了深度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空间发展陷阱。深度贫困地区通常具备高、寒、大、岖、远、边的地理特征，人口的生产生活基础薄弱，远离交易市场和政治经济核心区，区域分割严重，形成了自然经济和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低下。而个别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式的社会阶段断层、宗教信仰中的部分禁忌，都与交易经济不相适应。此外，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和“婚丧嫁娶”等铺张浪费的传统习俗，更是深度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推手。因此，郑长德提出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地的扶贫战略选择。 四川大学贺立龙副教授系统梳理了从经典作家到现代反贫困领域的重要理论文献，对贫困理论的学说史、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深度贫困退出的质量和效率、中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前沿命题与启示等内容做了详尽的文献考察。他提出，新时期深度贫困问题研究，应从三个维度分别考察。一是阶段特征，反映为脱贫目标的质量导向。转变单纯追求脱贫进度、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效率、重结果轻成本的扶贫模式，更加强调质量与效率。二是贫困特性，体现为深度贫困的结构性特征。相比一般贫困，深度贫困表现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类型多、分布广、蔓延久的复杂特征。三是国情属性，表现为贫困发生与脱贫战略的中国特色。相比国外深度贫困或极端贫困，我国深度贫困有显著的空间和群体异质性，存在生态、民族、文化等多元因素，脱贫表现为增长减贫和精准扶贫结合，开发与保障共举，体现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贺立龙认为，对我国当前深度贫困的研究，应由关注共性致贫成因、一般贫困特征与减贫路径的总体性分析思维，向注重贫困异质性与脱贫差异性的结构性分析思维转变。 大小凉山地区作为彝族聚居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四川大学王卓教授就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主题发言。她提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资产与资源的赤字从父辈传递到子代，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的传递。从社会学视角理解，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固化。通过对四川省和云南省彝族聚居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受访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发生率达到93.6%。王卓的研究表明，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机制是人力负资本和经济负资本的传递和累积；彝族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对于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影响，并逐渐形成彝族社会的阶层固化；子代的非农就业和兼业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作用。对此，王卓从提高贫困群体的健康意识，提高教育扶贫政策的覆盖面和施策效率，加大移风易俗工作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新时期深度贫困破解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讲话，成为我国新时期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重要指针。西南财经大学李萍教授以制度审视的视角，对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做了主题报告。李萍认为，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本色”是由其制度“底色”决定的，有必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深入研究二者的逻辑关联。她进而阐释了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其一，“发展性减贫”是根本特征，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集中概括为新发展理念，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共享发展与贫困者可行能力发展三个方面。其二，全方位的精准要求下减贫规律的新探索，包括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保障扶贫资源分配公平、兼顾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除绝对贫困。其三，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机制。她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三大实现机制：从GDP指标转为扶贫绩效指标、从经济增长导向转为民生共享导向，通过层层落实责任，将精准扶贫脱贫压力在各级地方政府间逐级传递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通过直接方式或间接方式动员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扶贫脱贫资源动员机制；通过市场杠杆和政商关系引导各类资本下乡投资经营的资本带动扶贫机制。 深度贫困人口不仅广泛分布于深度贫困地区，也分散存在于非贫困地区，而非贫困地区更容易成为脱贫攻坚的死角和盲区。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聚焦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提出非贫困地区深度贫困人口具有居住分散、致贫原因多样复杂、劳动能力严重不足、家庭结构不完整等特点。与深度贫困地区相比，社会对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重视不足，扶贫力度相对较弱，扶贫工作的规模经济性和扶贫效果不够显著。朱方明进一步提出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将针对农村孤寡老人的扶贫工作与社区养老结合起来等政策建议。 贫困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紧密相关。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以新中国70年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为主题，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事实和理论实践根据进行了发言。乔榛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构建再到重构的变迁过程，在理论上遵循了马克思的收入理论，在实践上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最重要的现实依据，以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为逻辑主线，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为深度贫困的研究和破解、正确处理扶贫脱贫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收入分配的结构化视角。 四川农业大学臧敦刚副教授就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的特征和问题做了主题发言。他提出，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主要存在三大特征。一是扶贫难度大，具体表现为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脆弱和社会人文、金融发展、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落后。二是微型金融扶贫政策支持力度大，体现为针对微型金融扶贫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三是微型金融扶贫模式的多样性，如“云南邮储”模式、云南农信“电子商城”模式、青海藏区卡阳模式以及四川藏区的“六月红花椒”间接扶贫模式等。当前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扶贫小额信贷瞄准的精准度较低，同时藏区对于扶贫小额信贷的需求不足；二是扶贫小额信贷期限短、额度小，无法覆盖藏区的特色农牧业产业周期；三是扶贫小额信贷担保方式主要采取政府担保和个人信用担保，还款风险有待防范；四是正规金融借贷在藏区仍占主导地位，而非正规金融特别是寺庙借贷的存在对于扶贫小额信贷会形成冲击。此外，信贷资金用途固化、微型保险覆盖面不足等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有学者对于普惠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存在疑虑。上海海事大学米晋宏副教授基于美国部分群体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而陷入“赤贫”的事实，结合我国深度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的脱贫能动性不足、返贫风险大等特征，提出普惠金融在长期的扶贫工作中可能存在局限性。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结合大量少数民族子女在浙江省就读的现象提出，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可以利用民族政策，加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联系，实现少数民族聚居区变“一步跨千年”为“一步跨千里”。同时强调要着力解决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存在的办事流程繁复和歧视对待的问题。 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践进展与突出问题 朱方明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前针对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深度贫困的认知和界定不够清晰，基层干部对于深度贫困的理解和把握片面，将收入作为唯一的核心指标，并笼统地将残疾人、病人、孤寡老人以及失去双亲的未成年人等界定为贫困人口，反而对家庭人口、财产存量、劳动力状况、精神生活状态、社区环境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考虑不足。二是扶贫对象不精准，在扶贫实践中存在“撒花椒面”式的扶贫对象泛化现象，致使部分非贫困人口得到救助，造成稀缺扶贫资源的浪费。三是社会托底标准低，当地一般4元/人/天的生活补助和较低的医保报销标准，对于没有生计来源、家庭财产和劳动能力的深度贫困人口来说不能切实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四是缺乏持续有效扶贫方式，扶贫政策对于散居的深度贫困人口仅有托底资助和临时慰问，部分贫困户退出后的生计方式持续性不足，脱贫质量有待提高，综合型贫困问题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五是扶贫工作组织系统层级多、链条长，扶贫脱贫信息由中央、地方直到乡镇社区层层上传下达，存在流于形式的风险，同时造成信息传递误差和人情关系干扰的问题，导致扶贫资源漏损、扶贫效率不高。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覃佳就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分享。四川省在2015年开创了以全会形式研究扶贫举措的先河，出台了10个专项方案。2016年起，四川省每年制定若干扶贫专项，成立了由省长挂帅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将高原地区和彝区藏区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作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彝区藏区脱贫呈现宗教民族问题交织、发展起步晚、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产业基础差、产业链条短、教育基础差、医疗落后、干部能力有待提升、人民群众脱贫意识滞后等特点。下一步，要把握实事求是原则，将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摆在优先位置，聚焦精准帮扶举措，同时保障产业发展，尤其要树立贫困户主体意识，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县委副书记何述斌介绍了藏区德格县脱贫攻坚的情况。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德格县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746%下降到2019年的648%，扶贫成效显著。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与之并存的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资金压力大。他提出，资金短缺、疾病频发、劳动力匮乏、技术不足是该县贫困人口的主要致贫原因。在因病致贫方面，该县地处包虫病高发的高原地区，慢性疾病多发；在劳动力短缺致贫方面，该县呈现出家庭人口多、单亲家庭多、未成年人多、老年人多、病残多、劳动力少的“五多一少”的特点；在因缺技术致贫方面，该县生产技术和教育落后，农牧业的规模经营受限。此外，高原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所形成的“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传统落后的社会习俗，都制约了当地生产经营活动和交易经济的发展。他指出，除了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突出以外，该县临界非贫困户的生存和发展也存在较大困难。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扶贫开发局局长罗光洁围绕兴文县扶贫工作的创新实践和成效进行了分享。针对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问题，兴文县通过对贫困户进入程序的细节做出针对性规定，来杜绝因邻里关系疏远、评价不切实导致落选和因领导亲属关系而入选的问题。针对贫困人口、贫困户的动态监测和统一管理，该县通过创新研发大数据移动平台，使扶贫干部、工作人员随时掌握全县贫困人口的家户基本信息，方便扶贫工作的开展。 贵州民族大学张贵祥副教授介绍了贵州山区百合产业扶贫的情况。贵州山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经济、文教、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针对复杂的地理条件和贫困现状，结合生物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通过对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潜力等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优选产业扶贫，使得百合产业成为带动农户脱贫的特色产业。他进一步提出了特色产业扶贫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首先在政府层面，需要处理好长效和短效的矛盾以及计划和市场的矛盾；其次在企业层面，需要在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扶贫带动模式的优选和建立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上进一步思考研究。 四、2020年后的深度贫困问题 郑长德认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相比其他地区依然突出，只是贫困特征将发生新的变化。具体而言，表现为从绝对贫困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从农村贫困到城镇与农村贫困并重、从单维度贫困转向多维度贫困、从数量型贫困转向质量型贫困的新特征。他提出，为破解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认识深度贫困地区自身禀赋的特殊性。深度贫困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成为形成地区集聚力的主要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地理、人口素质和民族宗教问题等一系列分散力因素的干扰，分散力大于集聚力的现实，使得该地区面临要素和市场的双重弱集聚，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他就此提出构建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区域发展经济学，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时间、空间和产业三个维度的问题，进而破解深度贫困。 贺立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2020年后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展望。在理论方法进展上，他提出应重视多维贫困理论与测度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借鉴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方法与经济发展质量概念，从结构性分布而非规模数量的视角，研究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差异与高质量退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深度贫困理论研究。在扶贫战略的转化上，全面脱贫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我国的终结。在新阶段扶贫工作中，既要重视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演化”，也要防止相对贫困向绝对贫困的“落入”。在全面脱贫之后，应重视对临界非贫困户以及边缘脱贫村户的双向、动态识别，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在政策效果的检验上，他建议对小额信贷等精准扶贫政策的赋能效果与脱贫质量进行分析，提炼我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战略模式与制度优势，为全球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贵州民族大学胡愈教授就贵州地区的扶贫实践，指出应重视在贫困摆脱之后的返贫防范工作。他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后，贵州应重点防范“因赌返贫”隐患。为此，应着力解决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国企改革后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他建议，要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推进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健全贫困户参与的机制，克服“等靠要”的思想。     

以先进文化助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云南省少数民族"直过"地区为例

建立和谐、全面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完成这一任务能着力点在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地位的转化。20多年的扶贫工作，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93年底的8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能29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由8．7％下降到3．1％。然而在全国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地区还有257个，占43．4％。从分布上看，国家在西部扶持的205个贫困县中，有126个是少数民族贫困县，占61．5％。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等西部14个省区。这些区域地理环境割闭，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育滞后，扶贫攻坚的难度较大。所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面积贫困仍然是我们的脱贫之痛。     

扶贫的机制设计与制度选择

在近20年的扶贫实践中,制度因素在我国扶贫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我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扶贫工作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因为制度短缺。因此,应加强扶贫制度建设,相应地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制度设计和政策,农村扶贫有待制度创新。     

选准扶贫项目搞好扶贫开发

扶贫项目是贫困和返贫人口增收，稳定解决贫困地区农民温饱，加速实现扶贫开发战略目标的核心内容和载体，选准扶贫项目关系到反贫困和反返贫的成败，是加速实现扶贫开发战略目标、发展当地经济的关键。因此，必须从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发挥当地各种资源的优势，准确地确定近期扶贫项目。本文在对河北省贫困地区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选准近期扶贫项目问题提出如下构想和建议，以供参考。一、加强以水利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河北省贫困地区加速解决返贫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水的问题。河北省是我国水资源最贫乏的省区之…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多维贫困空间识别

精准测度并识别贫困地区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引入新型夜间灯光数据NPP-VIIRS,借鉴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以重庆市各县区为样本,构建了平均夜间灯光指数(ANLI)与多维贫困指数(MPI)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以陕西省各县区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平均相对误差为12.51%。利用检验后的模型,将MPI空间化,识别出848个多维贫困县(区),并与国家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扶贫重点县进行对比。多维贫困县中绝对贫困县数目为254个,相对贫困县数目为543个,有195个县区属于非收入贫困引起的多维贫困县。     

"因学返贫"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返贫问题是近几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社会最为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课题组在对河北省５个贫困县调查中发现，农民支付子女教育的高昂的学费是导致已脱贫农民返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称之为因学返贫，并由此形成因学返贫———因贫辍学，贫困———文盲，文盲———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实现２１世纪初我国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为从根本上解决救济式扶贫和单一生产开发式扶贫所无法解决的脱贫状态下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