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身份者教唆、帮助和共同实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法律定性

无论从立法例方面来看还是从学界方面来看，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其能否构成共同实行犯的问题上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实际上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精心甄别和区别对待：即在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凡无身份者能够参与纯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凡无身份者根本不能参与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的，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     

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区分标准

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区分标准在我国大陆的刑法理论中存在若干观点,但无论是传统观点还是修正的观点其实质上均是从罪名角度进行区分,在分析以罪名来区分的不合理性之后,认为应从实质角度出发,以一般人是否得单独实施该身份犯构成要件之实行行为为标准,不可以的是纯正身份犯,反之则为不纯正身份犯。     

共同犯罪和身份

共同犯罪与身份犯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主要集中在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能否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的问题,尤其是能否成立共同正反的问题。同时,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情况下的定罪问题也争论颇多,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处发,探讨了身份对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近年来,我国查处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中。领导干部身边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参与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针对此种现象,基于缺少对上述“身边人”进行专门规制的法律条文,司法工作人员往往引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结合刑法分则受贿罪的规定以受贿罪的共犯加以惩治。弊端在于,由于受贿罪属于身份犯罪,依照共同犯罪法理,无身份者需加工于有身份者,方才构成身份犯罪。换言之,若有身份者并非身份犯罪的正犯,无身份者断无构成身份犯罪之余地。现实中,有时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领导的权威收受贿赂,但领导本人并不知情。此种情形,不能适用共同犯罪之规定,形成了惩     

略论不真正身份犯

刑法中的大多犯罪一般主体均可构成,但也有一部分犯罪刑法规定只有某些具备特殊身份的主体才可构成,或因为行为人具备特定身份而影响刑罚的轻重。这些由于一定身份而成立的犯罪或影响刑罚轻重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叫做身份犯。犯罪构成要件的身份,又叫构     

聚众犯罪的分类及其特征分析

聚众犯罪,又称为多众犯、聚众型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以聚众方式实施的犯罪的总称。虽然在外观上,聚众犯罪是以多人聚集的方式实施,但聚众犯罪不同于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对聚众犯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同时,聚众犯罪也有其不同于共同犯罪的特征。     

海峡两岸刑法中教唆犯的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教唆犯则是共同犯罪制度中最复杂的问题,本文以海峡两岸刑法中对教唆犯的不同规定为视角。比较分析了两岸刑法学界对教唆犯的性质、概念、构成要件以及处罚原则的不同观点及立法异同,以促进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加强海峡两岸刑法理论研究的合作与交流,有效地打击教唆犯罪。     

犯罪成立类型论

犯罪的分类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刑法理论,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石来划分的.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来看,犯罪可以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从犯罪主体所呈现的特征来看,犯罪可以被分为自然犯和法定犯.根据某一类犯罪行为所共同危害的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来划分,我国刑法将所有的犯罪分为十大类.由于犯罪客观要件的内容首先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即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除了危害行为外,行为之对象、行为之情节、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状态也都是犯罪客观要件的内容,但它们不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只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客观要件内容所呈现的特征来划分,我们可以把犯罪分为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情节犯四种类型.本文拟就从此种分类方法着手,对我国犯罪成立类型作一些阐释,以示与以成立犯罪既遂为标准(通说)而划分的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等犯罪既遂形态类型区分开来.     

论共犯中止认定的缺陷与完善

共同犯罪行为对于单独的犯罪行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或观点。根据刑法原则和有关共同犯罪理论分析了我国刑法典及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规定和认定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引入日本学者的“脱离共犯关系”理论．在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就可以将共犯中止予以新的认定，最后就共同犯罪理论的完善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论共犯关系的脱离

我国刑法中对于中止犯罪的规定过于严苛,使得为犯罪架设后退的“黄金桥”变成了“独木桥”。为了弥补这一漏洞,文章借鉴日本刑法中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对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四类犯罪人能否成立脱离及其脱离成立条件分别加以论述,借以对于完善我国刑法总则中对犯罪形态规定的不足提出建议。     

论共犯关系的脱离

我国刑法中对于中止犯罪的规定过于严苛,使得为犯罪架设后退的"黄金桥"变成了"独木桥".为了弥补这一漏洞,文章借鉴日本刑法中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对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四类犯罪人能否成立脱离及其脱离成立条件分别加以论述,借以对于完善我国刑法总则中对犯罪形态规定的不足提出建议.     

内地刑法与香港刑法中共同犯罪理论之比较

共同犯罪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犯罪形态．在犯罪构成、犯罪种类以刑事责任方面有其特有的规定，我国内地刑法和香港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具体立法方式和内容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迈克尔·翁达杰《遥望》中“他者”的身份认同

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有关＂他者＂和＂身份认同＂的论述为理论视角,考察加拿大亚裔英语小说家、诗人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遥望》。分析作者是如何在历史与现在的时空交错中,突显＂他者＂的身份焦虑,将寻求身份的认同贯穿于整个小说多条情节线索之中,并融于小说复杂的人物关系内的,又是如何使得《遥望》充满可读性和理论研究价值的。     

关于帮助犯中的片面共犯问题之探讨

现有共同犯罪理论和刑法规定,看似确定明晰、严密无懈的传统共同犯罪理论,适用于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却不无疏漏欠缺之处,亟需补充、完善.     

未遂犯与不能犯的界分——我国处罚未遂犯的应有走向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阐述了我国处罚未遂犯理论根据的演变和我国《刑法》处罚未遂犯的理论观点,介绍了我国《刑法》处罚不能犯根据的理论分析及应有转变,得出了结论。认为,我国宜采用"具体危险说"来区分不能犯与未遂犯的界限,并以行为后所调查清楚的该行为因果序列中的一切事实为基础,根据一般人的标准来划分不能犯与未遂犯。对不能犯进行严格的不处罚。     

危险犯未遂状态的处罚

我国刑法对危险犯基本上都规定了两个不同的量刑处罚标准,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的处罚标准和行为造成严重实害结果的处罚标准.对危险犯未遂状态进行符合逻辑和适应我国刑法理论及符合刑法规范的正确界定,既须要对危险犯理论自身进行适当的解构和梳理,也须要对传统刑法理论进行审视和重塑.     

我国现行刑法中确定的犯罪数额与立法建议

犯罪数额在刑法定罪量刑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并非万能;我国现行《刑法》或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犯罪数额存在确立数额标准的越权性、数额标准内容的不确定性、数额标准的明显滞后性等问题。应遵循数额犯的立法原则,完善立法解释程序,废除授权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应提高;提高情节的地位,避免单纯以数额论罪。     

基于互动视角的新任领导者身份构建过程案例研究

新任领导者常常陷入具备领导者头衔,但下属尚不认可其能力和身份的困境。为了探究他们是如何摆脱困境并构建领导者身份的,本文对王品集团"幼狮计划"中的五位新任领导者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我们发现他们刚到组织时面临充满挑战的情境,这激发了他们的心理韧性,进而使他们产生主动行为,而寻求反馈、搭建人际关系网络和搜寻信息这些主动行为又影响着身份构建结果。而且,借助领导者身份构建的互动视角,我们得知下属感知的新任领导者的善意和能力对身份构建结果有影响。综上,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互动视角的心理特征对新任领导者身份构建影响机制模型,本文的结论对于揭示新任领导者的管理困难和身份构建策略有理论指导价值。     

浅议窝藏、包庇罪的立法弊端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窝藏、包庇罪的规定有明显弊端，主要表现在将该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为一般主体，此规定违背了法律的人道价值、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违背了期待可能’陛理论、违背了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当今世界的立法潮流。本文在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合理借鉴的基础上，参照国外经验，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     

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较大的类罪,刑法总则与分则均有关于聚众犯罪的规定。但立法上没有对聚众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导致聚众犯罪与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首要分子与主犯的关系不够明确。刑法分则关于聚众犯罪的条文,大部分明确了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但也有些条文未指明责任主体,既违背了聚众犯罪责任主体法定原则,也使得条文之间不相协调。文章探讨了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立法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