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货币政策体系的演化及其借鉴

本文首先分析了韩国货币体系,包括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转变。进而分析我国入世后,经济进一步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分析了韩国货币政策体系演化过程对我国的借鉴之处。我们的结论是:货币总量是中国现阶段货币中介目标的现实选择,同时应该加强利率的自由化进程,加强公开市场的建设, 为货币政策体系的改革作好条件准备。     

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及其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 90年代以来的季度经济数据 ,通过对AD AS方程的拟合 ,检验了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结果表明 ,现阶段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已存在较大缺陷。主要原因在于 ,公众预期的变化和利率管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扭曲了货币政策传导 ,而证券市场的反常波动又经常造成货币的大量“漏损”。因此本文认为 ,目前央行可尝试采用基于货币供应量和名义利率指标的混合货币政策规则 ,作为对现行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改进。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探讨

货币供应量与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理论与现实中都具有可行性与缺点。但是,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已经存在被利率所取代的可能性。本文主要比较性地讨论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在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中作为中介目标的可能性,并对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并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思考

20世纪末,一些国家陆续放弃了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而采取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诸多问题。鉴于通货膨胀率作为中介目标具有显著优势,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优选择。     

经济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货币政策理论是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操作工具、中介指标、作用、传导机制、操作规则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理论.央行为实现调节经济的最终目标,往往借助各种政策工具影响中介目标,进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有利率和货币供给两种.凯恩斯主义者主张以利率作为中介指标,而弗里德曼(Friedman,M.A,1968)则主张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     

从货币供给角度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本文对传统货币供给理论进行了梳理，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角度，指出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较强．从而使得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可控性差的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以以度货币供应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     

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及中国货币状况指数

本文重点研究浮动汇率制度选择下的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国家 ,汇率制度均是独立浮动汇率制 ,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的货币政策框架是钉住货币总量目标或其他货币规划。借鉴浮动汇率制下普遍采用的货币状况指数 ( MCI) ,我们建立了中国的货币状况指数 ,除考虑利率、汇率因素外 ,还考虑了货币供应量指标。计量结果表明 :目前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规则主要是相机抉择行为     

反思中国的货币政策

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不论采用怎样的中介工具，最终的调控对象都要落到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上来，如果央行所选取的中介工具与货币供应量不存在灵敏的互动关系，那么这个中介工具也就无法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我国在货币政策选择上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主要包括总体目标和中介目标不明确；货币政策缺乏常规的政策工具；政策实施的独立性受到僵化的汇率政策的限制；政策操作的实际效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相背离等等。因此，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运用性及其选择

众昕周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环节。中介目标之昕以重要，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货币政策作用机理具有滞后性动态性；二是为避免货币政策制订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需要货币当局设定一个名义锚。从1996年以来，我国就正式将货币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将M0和M2的供应量作为观寮目标。但有关货币供应量是否满足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标准，     

现金等价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来自中美两国的经验证据

由于简单加总的货币供应量M2的局限性,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在探讨更贴近宏观经济变动的货币总量测度法,但一直没有定论。本文首先对现金等价货币总量、迪维西亚货币总量、简单加总货币总量这3种不同测度法下货币总量的合理性及其优劣进行理论上的比较分析,然后通过边限协整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协整估计的实证研究,分析中美两国按照不同测度法所测算的货币总量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两国现金等价货币总量的需求函数都比各自的迪维西亚货币总量、简单加总货币总量的需求函数稳定,而且在每种测度法下,中国货币总量的需求函数都比美国货币总量的需求函数稳定。本研究结论说明,现金等价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强于迪维西亚货币总量、简单加总货币总量,且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国际普适性。但就中美两国而言,货币总量更适合作为中国的中介目标。     

电子货币的替代效应对货币层次的影响

文章以电子货币为视角,将电子货币引入传统货币层次理论的分析框架,在对电子货币的替代效应对货币层次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层次的划分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而加大了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的难度,并对电子货币条件下货币层次划分的可能性、可行性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靠性进行了讨论。     

货币政策可信度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关系分析

文章论述了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波动冲击的辩证关系.认为,在货币当局选择的是以货币总量等而非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的非通货膨胀目标制条件下,公众对其货币政策可信度必将下降,真实经济受其拖累,加大产出缺口的波动.要破除这个困境,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确立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信任度,使经济朝着目标区方向发展.     

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文章对在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各种约束进行了阐述，并实证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能解释近年来的GDP的增长，我国可以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替代目前状况。     

当前固定汇率制与货币总量目标制的内在冲突

本文通过比较从计算得出的两种不同汇率数据与人民币名义汇率,发现中国当前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与货币总量目标制存在着内在冲突,即固定汇率下的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与货币总量目标制下货币供应量的外生性的矛盾。正是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冲突,不仅导致中央银行在东亚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也导致人民币汇率存在着变动的压力,以至于中央银行为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而不得不最终放弃这种多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实行单一目标制。     

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分析

根据传统金融理论，衡量一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其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和可测性三个方面．对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评价就是以此为基本依据。而我国的学者质疑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的合理性大多也都是从这三个标志出发的。但从金融创新、基础货币的可控性下降、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性等角度进行分析，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方面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反映这三个标准。因而本文也试图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本文的结论。     

美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战后美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二者之间转换,有着很复杂的经济背景。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正确选择和成功运用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其成功经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货币政策长期有效性检验

本文应用非平稳变量的葛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并不具有解释和预测实际产出的能力,货币政策是长期中性的;实际产出是货币变量的葛兰杰原因,说明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内生性,货币供应量并不适合于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稳定币值,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央银行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和调节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的。本文通过探讨货币是中性还是非中性,货币供应量是内生还是外生,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这三个问题,最终得出了我国货币政策     

中国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协整关系和误差纠正模型

货币需求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出发点．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长期以来就被看作货币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我国自1994年开始按季度向社会发布货币供应量．1995年尝试把货币供应量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1996年正式把货币供给量作为的中介目标．因此分析货币需求并建立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中的协整理论．分析了中国的狭义货币需求．发现狭义货币供给量、实际GDP、股票交易额和利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短期货币需求模型．最后根据有关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经历了从贷款量、利率到货币供应量再到目前以利率为主要调节目标,多信息变量并重的格局。当前流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事实上是将传统中介目标功能分离、分散于多个变量,而又以利率为主要中间调节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