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减贫增收效应——基于山西省110个县的实证分析

[目的]已有研究只注意到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减贫增收效应,却并没有说明地理标志产品减贫增收效应的条件。文章旨在分析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农村发展的条件和路径。[方法]在理论上分析了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农村发展的两条主要路径,并使用山西省110个县的县级数据和计量模型,采用OLS和加权OLS回归方法,分析了地理标志农产品及产业聚集度对农民人均收入和农业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拥有地理标志农产品是县级层面地方政府的自然优势,但只有形成一定的集聚程度并达到产业化才能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并对当地的农民收入有减贫增收效应。[结论]认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减贫增收主要有两条路径,首先,区域竞争优势对与该农业产业相关的经济资源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加快了当地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实现产业化经营提供了一个新的"高位平台",从而促进农村减贫的进程;另外,推动当地农业的品牌化发展是地理标志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减贫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农业科研投资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解释农业公共投资与贫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本文研究基于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减贫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外溢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提高而降低。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

本文基于1997—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短期看,相邻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但长期看,则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此外,农村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村贫困减缓,而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减缓贫困。     

农村水利建设减贫效应与政策优化研究

通过分析灵丘县的水利发展现状,系统论述农村水利建设与农村减贫的关系,研究我国农村水利建设现存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实施提高农村水利建设效率及优化减贫效应的政策策略,以期为水利部门开展水利建设、助力农村减贫提供有益启示与治理路径。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DEA模型,结合1033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其中对于流出户来说,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明显高于流入户的减贫效应;且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高于中部地区;此外,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农户所在村距县政府的距离以及农户家庭老年人数是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农地流转,推广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质量。     

农村减贫效率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基于DEA-ESDA模型的分析

[目的]通过对2011~2015年间全国以及各区域层面的农村减贫效率进行测度,探讨其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方法]文章采用投入导向的DEA-BCC模型测算农村减贫效率值,并借助探索性数据分析法(ESDA)对农村减贫效率的空间差异和变化展开分析。[结果](1)我国农村减贫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较低,未能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投入的潜力,纯技术效率整体偏小是造成综合技术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2)省际农村减贫效率在2011~2015年整体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并表现出西高东低的阶梯形空间布局;(3)农村减贫的综合技术效率存在正自相关性,高高聚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低低聚集区域呈现由东北向京津都市区移转的趋势;(4)减贫综合技术效率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两大区域,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及东部沿海地区,较为稳定的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结论]我国农村减贫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的特征,需要精准地识别出局部性致贫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具有区域联动特点的空间扶贫开发策略。     

农村基础设施对减贫作用的异质性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建立充分体现区域差异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有选择地推进以减贫为导向的基础设施分布与结构调整,对于促进扶贫资金紧缺背景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意义重大。文章以云南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检验考察了农村基础设施对于减贫效率的地区间异质性以及各类基础设施对减贫贡献程度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省贫困县基础设施脱贫的综合技术效率水平总体偏低,地区间效率水平及各类基础设施对减贫的作用差异较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提出了优化云南省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对策建议。     

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

首先,介绍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主要包括解决资源落后与发展滞后的矛盾;促进贫困地区收入增长;注重多方交流互动。其次,将森林食品产业的减贫效应分为社会减贫效应、经济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这3个部分。最后,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品牌宣传;增加产业联动效应;持续带动地区增收等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农村减贫效应:来自广东的实践

从服务广度和深度构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探讨其农村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鉴于广东经济体量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用2013?2018年全省20个市(除深圳)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得益于服务广度、深度延伸以及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全省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显著,而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珠三角金融资本存量较高,金融的横向化和纵向化均有显著减贫效应,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减贫主要依赖于金融的有效覆盖。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CFPS数据分析

测算农村减贫成效并考察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覆盖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CFPS调查数据,在Quah(1997)的分布动态学(Distribution dynamics)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减贫成效分析框架。首先测算出各地区农村家庭贫困内部状态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分解的绝对、相对减贫指数,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农村减贫成效,随后本文通过首次构造的"条件Markov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变好,贫困发生率均有所下降;(2)减贫过程中仍存在着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农村家庭的深度贫困固化问题比轻度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正式进入攻坚时期,扶贫难度加大;(3)家庭成年成员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收入类型对农村减贫成效的影响显著性情况存在着时段和区域的异质性。其中,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是否有成员从事有薪酬的农业劳动、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对家庭的贫困状态变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政府应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将扶贫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和处于深度贫困的家庭,另外应再调整和倾斜扶贫资源与扶贫政策,将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作为主要减贫途径,将促进农村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倾斜方向。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省级层面的实证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1）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耕地流转面积在省域层面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贫困发生率与耕地流转面积之间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2）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省份的农地流转会间接促进本省的农村减贫;（3）农地流转促进农村减贫的过程存在门槛特征,在农业生产效率及经济发展水平两个门槛解释变量下,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分别呈现出持续上升和先升后降的特征;（4）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低的省份中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更强,而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高的省份该作用则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要解决好中国的贫困问题应全面统筹,注重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全国各省农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实现全面脱贫。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1989—2009年我国农村贫困演变及指数分解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贫困指标的分解分析了近20年农村贫困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1989—2000年人均收入显著增长、贫困率逐年下降,减贫成效显著;1997—2000年不同收入水平群体所享受的减贫效果不对等,极端贫困群体更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应;2000年后我国农村极端贫困者的贫困缺口率增加,处于更加劣势地位;2004—2006年涓流效应被显著削弱。     

经济、人口视角下的城镇化与贫困：线性与U型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城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关键要素,对于城镇化和减贫之间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199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分别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对城镇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 （1）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均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程度。（2）人口城镇化与贫困之间呈U型关系,而经济城镇化对贫困的影响是单向负相关。（3）我国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城镇化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显著。结论 城镇化是减贫的重要途径,但过度的人口城镇化会加剧贫困,城镇化减贫的重点在于与人口城镇化相匹配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方能达致减贫。所以应全面提升城镇化规划的科学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减贫进程。     

21世纪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研究

目的 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稳定生产的重要基石,也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探究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对未来相对贫困治理和减贫经验总结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及内生机制。结果 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密度、河道密度和铁路密度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1.424、0.03和0.05个单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中的人均装机容量、水土流失治理能力和每公顷塑料薄膜用量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0.122、0.212和0.011个单位。从控制变量来看,每千人播种面积,农村人均教育水平和人均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也发挥着积极的减贫作用。由减贫机制可知,农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降低农业自然灾害和增加农业产值,进而提高农户收入和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结论 应尽快完善农田田间道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村减贫。     

产业融合、社会资本和科技创业减贫

本文基于农村科技创业企业的视角,构建了农业产业融合影响科技创业减贫的理论框架,以秦巴山区连片贫困区208家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企业为调研样本,利用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分别对科技创业企业的农业产业融合指数和企业社会资本指数进行测算,并运用计量模型实证验证了农业产业融合对科技创业减贫的影响关系和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融合对科技创业减贫产生正向影响,农业产业融合不仅直接影响科技创业减贫,也通过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科技创业减贫,农业产业融合程度越高,越能增强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而提升科技创业企业的减贫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