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基于Malmquist指数与灰色关联度的分析

基于2009-2015年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对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利用灰色关联度探究中部六省产学研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河南、安徽和湖南地区产学研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均得到提升,湖北、江西和山西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并未全部得到提升。山西、安徽和湖北企业的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大,属于企业主导型;湖南高校的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大,属于高校主导型,河南和江西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大,属于科研机构主导型。此外,中部六省三大主体创新效率变动性和主导型之间存在不一致情形。研究结果有助于中部六省制定相应对策,促进产学研创新效率提升,进而推动省域创新发展。     

中部崛起下农业大省的技术效率比较分析——基于超效率SBM—DEA模型

通过对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在内的中部六省1998—2010年的农业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超效率DEA分析,测算了中部六省1998—2010年农业生产效率的变动过程。对地区技术效率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讨论。结果表明,河南技术效率最高,河南农业在＂中部崛起＂战略中一马当先,率先发展。湖北技术效率增幅最快,发展势头较好。其他省份应借鉴河南、湖北的农业发展经验,优化自身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的生产力水平。     

产学研创新资源错配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要素扭曲测度模型与超效率SBM-DEA模型

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西藏数据缺失）面板数据,利用要素扭曲测度模型测算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错配指数和资金错配指数,将资源配置分为相对不足和相对冗余两种情形,并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省域创新效率,进而探讨产学研创新资源错配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不同省域而言,企业“人多财寡异曲同工”,人才配置冗余和资金配置不足均有利于省域创新效率提升,而人才配置不足和资金配置冗余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高校“人财多寡事关创新兴衰”,人才配置不足和资金配置不足不利于省域创新效率提升,人才配置冗余和资金配置冗余有利于省域创新效率提升;科研机构“人财不足掣肘创新”,人才配置不足和资金配置不足均不利于省域创新效率提升,人才配置冗余和资金配置冗余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省际工业分工合作及其空间联系研究——基于中部六省案例

采用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产业合作潜力模型、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测度中部六省2000、2005和2010年的工业区域分工强度、行业专业化强度、合作潜力和空间联系强度,探讨省际工业分工合作导致的空间联系变化.中部六省省际工业分工与合作不断深化,均呈现不均衡发展特征,山西工业分工程度较低,湖南、河南较高;湖北省际合作潜力最强,山西省际产业间合作潜力较弱.中部六省省际空间联系逐步增强,湖北与其他五省空间联系最强,山西最弱,但其增长最快.中部六省需深化省际工业分工,山西需逐步增强与其他五省的工业分工,湖南与河南应将分工向更多专业化水平较低的产业扩散,并加强与其他四省的空间联系;改善省际交通运输条件,打造无障碍物流和通行区,降低空间距离的消极影响,以湖北为轴心,加强湖北与安徽、河南、湖南的工业合作.     

中部六省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比较研究

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科技含量、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六类共28个指标的工业化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中部六省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工业化呈两极分化现象,湖北、安徽位于前列,江西、湖南位居其中,河南、山西处于落后位置,并根据据因子得分进行排名,提出中部六省各省工业化均衡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我国中部六省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与比较

文章构建了包含投入能力、产出能力、转化能力、基础能力的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中部地区六省的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部六省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呈现出明显的省域特征。湖北和安徽两省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河南和湖南两省次之,江西和山西两省相对滞后,影响各省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各具特色。应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实施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促使中部各省高技术产业根据自身特点特色发展、重点突破。     

江西与中部五省对外贸易差距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的对外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六省逐渐拉开了差距。江西对外贸易在中部六省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我们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为推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创新驱动战略下省域协同创新合作水平比较研究

鉴于创新要素流动受到省域户籍、财政等政策的影响,以省域为研究载体,研究省域协同创新主体间互动可以动态反映在同一基础条件下创新驱动经济的协同过程。以复合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包含科技服务子系统的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理论模型,基于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2009-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比较各省复合系统中子系统有序度、协同度以及各个协同创新子系统有序度,发现不同地区创新优势不同,各地协同创新联盟核心创新主体应有差异;政府是否参与协同创新应有所选择;湖北省复合系统应深化科技服务子系统下层子系统与高校子系统、科研机构子系统间联系;江西省复合系统应以产业子系统为突破口,形成多向发展的可能。     

区域创新环境对三大创新主体创新效率的影响比较研究

利用超效率模型测度了2009-2012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大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比较分析了政府研发资助、市场化等环境因素对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高校创新效率最高,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强度与三大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而政府研发资助是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阻碍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对企业和高校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对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应注重发挥劳动者素质对企业和高校创新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比照东北及西部中部六省获新优惠政策

距离东北老工业基地获得国家优惠政策扶持不到一个月，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6省，也盼来了这一优惠政策。[编者按]     

对中部崛起进程的多维探析

中部地区是位于我国腹地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六省.中部地区在全国的总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没有中部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没有中国的崛起.     

中部崛起构想经济一体化

中部崛起战略被写进"十一五"规划.所谓的中部地区即是由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六个省份组成.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密度的时空分异研究

基于人均、地均指标构成的经济密度综合指数,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和聚类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整体、省域、市域经济密度的时空分异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密度2005年之前缓慢增长,2005年之后快速提升;省域经济密度呈现“河南湖北争先,山西湖南安徽力争第三,江西垫底”的局面;市域经济密度格局整体较稳,局部变动明显.总结中部地区整体、省域、市域经济密度的变化特点及成因,提出“一个支撑点,十个增长点、一个成长片区、两大增长带”的空间发展格局,并得出中部经济密度格局变化中自然基础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起了重要作用,且社会服务因素作用日益强化,自然基础作用日益弱化的结论.     

产学研主体创新效率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使用DEA对区域三大创新主体——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创新效率和区域创新效率分析的基础上,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三大主体创新效率、机构间创新效率差异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关联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效率与企业创新效率关联度最大,与高校、科研机构关联度也不小,表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对区域创新效率均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三大主体间创新效率差异与区域创新效率显著相关,表明缩小三大创新主体间创新效率差异,实现区域内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平衡与共同发展对区域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安排、外源融资与自主创新——基于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分析

金融安排是影响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选取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安排、外源融资和自主创新之间的整合模型.结果发现,金融体系规模、金融配置效率对自主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现行的金融体系结构即国有金融的垄断性对自主创新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外源融资在金融体系规模与自主创新、金融配置效率与自主创新之间分别起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作用,而在金融体系结构与自主创新之间不具有中介效应.     

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现状及综合能力测度

借用PREE复合系统,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个方面构建了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用2007-2011年面板数据,对中部六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综合能力进行测度,表明湖北、安徽等省具有较强综合承接能力,并划分中部地区发展动态类型,分析其变化特征。深入分要素能力得分,结果表明,河南、湖南等省具有较强人口优势,山西、河南等省具有较强资源优势,湖北、江西等省具有较强环境优势,湖北、湖南等省具有较强经济优势,结合经济分要素得分,提出沿海产业转移空间布局建议,并提出相应能力提升对策。     

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研究

以2012—2017年我国31个省域(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GEM模型分析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作用机制,运用熵权PCA法识别关键因子,结合GIS方法实证研究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演变规律与发展特征,结果表明:影响2012—2017年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体现在科技、创新、人才、物流环境等领域,传统产业、地理区位、经济水平等作用效果正在弱化。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水平整体上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东部沿海省域保持高位区间,省域间发展较为均衡;以湖南、江西、安徽等为代表的中部省域崛起迅速,物流集群竞争力的溢出效应明显;传统资源与产业依赖型省域辽宁、山西等降速显著,竞争动力不足。同时受区位与聚集的影响,省域物流集群的区域聚类性特征突出,处于引领地位的省域具有核心扩散效用,拉动区域各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发展。最后,对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的提升给出发展建议,以促进我国物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SFA模型的科技环境对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对1990-2010年中部六省的能源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重点研究了科技环境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省区的能源效率均呈现波动趋势,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5个省份的能源效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江西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科技人力资源与能源效率显著负相关,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和高科技产业规模与能源效率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中国增值税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以中部六省改革为例

2007年7月1日,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中部六省的26个城市开始实施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政策。这一做法是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试点政策。文章运用拉弗曲线和IS-LM模型及一个增值税抵扣案例,从政策效应和经济效应两个方面阐述了中部六省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政策可以在长期内促进税收收入的增加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结合制度规定和具体操作中已经发现或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部崛起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6省,农业人口比重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农民收入低,"三农"问题非常突出,解决"三农"问题对于中部崛起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分析了中部崛起中的"三农"障碍,并提出了解决的基本思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