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角色协调与区域创新能力——以三大沿海经济圈为例

使用1998-2014年我国三大沿海经济圈省市的面板数据,借鉴耦合协调理论模型,构建相应指标体系,将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创新能力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实证分析外资角色协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大沿海经济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35 5,尚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地区差异;(3)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这种作用在三大沿海经济圈间存在一定差别。三大沿海经济圈应加大力度且各有侧重地促进制造类与研发类FDI的交互协调,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以FDI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为视角

本文在FDI区位选择第三方效应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1987-2010年我国29个省市的FDI区位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显著存在;同时分地区检验显示东部地区第三方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分阶段检验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战略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产生显著作用,两大经济战略导致我国三大区域FDI形成新的分布格局,且各区域内部协调性逐渐增加.     

辽宁利用FDI质量评价研究——基于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的视窗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结合辽宁利用FDI质量的情况,建立辽宁利用FDI质量评价体系。运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的视窗分析方法对辽宁及其省辖市利用FDI质量的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基于省内三大区域发展的框架,提出改善利用FDI质量对策。其结果表明,辽宁利用FDI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效果良好;而各省辖市间利用FDI的效率尽管还有差距,但已有迹象表明三大区域在利用FDI向协调联动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路径研究——TOE框架下的fsQCA分析

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知识创新—研发创新—产品创新”区域创新链,在“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开展评价,探究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各省份存在显著差异,且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的关键要素有2个,即数字化技术水平、市场化水平;提升路径为4条,即知识—研发—产品创新均衡型、研发—产品创新引领型、知识—研发创新引领型、产品创新引领型。上述结论有助于拓展区域创新链研究视角,同时,对提升不同地区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具有现实价值。     

知识转移方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2001—2008年省际数据的分析

在对知识转移内涵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知识转移的3种方式,即科技研发合作、技术转移和引进FDI作为衡量指标,系统地研究区域知识转移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关系及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转移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的区域知识转移形式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产生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创新能力组群和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创新与中部崛起——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加快引进FDI是关系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性因素。中部地区具有区位、市场规模等综合优势,但迄今为止的文献,尚未对该地区FDI区位选择因素进行理论综合和实证分析。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技术分析发现：就既定自变量来说,FDI区位选择因素作为一个整体,中部与其他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东部FDI对该地区的影响仍以极化效应为主;中部具有市场潜力优势,但科技创新能力尤其不足,公共资本投入不足导致基础设施滞后。在省际层面上,中部各省之间FDI选择因素也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六省之间资源禀赋各具差异。     

中国对外贸易和FDI相互关系的研究

本文基于1980—2001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对外贸易与FDI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以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数据作统计描述辅证之。文章得到以下结果:中国对外贸易与 FDI 之间的互补作用远大于替代作用,各省市 FDI 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FDI与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虽然长期中 FDI 对制成品的进口具有促进作用,但短期中 FDI 对制成品的进口具有替代效应;FDI 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具有滞后性,滞后三期的效果最为显著。     

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为例

将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看成一个内涵广泛、结构复杂且具耦合特征的开放性巨系统,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间关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首先,构建了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评价体系,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为例,运用加权TOPSIS法对该区各省市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其次,基于耦合协调模型,从时空维度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演化关系给予分析;最后,运用灰色GM(1.1)模型,对该区三大系统的未来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系统具较高关联性,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并不具有显著冲突;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从时间上看以保持稳定和波动上升为主,空间上大致呈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且耦合发展主要制约因素东中西部各有不同;未来几年内该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除个别省份外,总体呈小幅上升发展趋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不断增强。选取2014—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地市级区域统计数据，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成都耦合协调度略微高于重庆，而重庆明显高于经济圈其余地区，且三者之间存在极度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提高耦合协调度的具体建议。     

丝绸之路沿线旅游城市经济-环境-旅游耦合协调分析及预测

首先在构建了区域经济-环境-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加权TOPSIS法对丝绸之路沿线9个旅游城市三个子系统及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其次,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对这些城市的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评价,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做了分析。研究发现,西安、乌鲁木齐、兰州三大省会城市的区域经济、环境、旅游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及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都比较高,居于前三;非省会城市中,在区域经济、环境、旅游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然而耦合协调分析表现出了工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非工业城市较高的规律。最后,运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对未来6年各城市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预测分析。     

新时期提升中国利用外资水平与质量的建议

本文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上游FDI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从FDI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来源地构成三个方面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利用FDI的特点,并提出了提升中国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的政策建议：重新认识服务业FDI对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有步骤地加大服务业的开放;依托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进行先行先试,稳妥地推进FDI的开放;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优化引资来源结构。     

中国海洋科技与绿色发展融合关系及动态交互效应

文章基于对海洋科技与海洋绿色发展的内涵界定及融合机理分析,运用改进的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测算中国沿海11个省份的海洋科技与海洋绿色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采用融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了海洋科技与海洋绿色发展的融合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省份的海洋科技水平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以山东、上海、广东三地为首的北、东、南三方向的海洋科技发展核心;海洋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空间分异明显。(2)中国沿海省份的海洋科技与海洋绿色发展在融合协调度时序上不断增长;结合相对发展度对融合协调类型划分,呈现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梯次变化空间演变格局。(3)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绿色发展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绿色发展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海洋绿色发展对海洋科技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绿色发展呈现长期、持续、波动、滞后的影响,但总体以海洋绿色发展对海洋科技的作用为主,且两大海洋经济圈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FDI流入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地区经济差距问题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亦然如此。文章重点研究外资区域分布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利用三大区域面板数据对地区经济差距与FDI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确实是引起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加大的原因之一,FDI在各区域的分布不平衡又加剧了中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在各区域内部,FDI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各省间经济难以实现协调发展。回归结果说明,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时不可忽视FDI因素,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要与引资政策相结合。     

FDI、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FDI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研究发现:FDI和环境规制均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倒逼效应,对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同时,区域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存在空间外部性,影响周边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上述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在借助环境规制引导FDI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共赢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空间格局.     

区域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利用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创新和经济相关数据,通过对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分析,构建区域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准确测度和可视化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各省域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创新驱动超前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时序上看,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有较大提升,但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大部分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从空间分布看,省域间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特征。根据以上结论,提出有效促进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     

FDI、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文章采用1999—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就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会进一步拉大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东部各省份FDI对区域内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FDI会拉大区域内发展差距。三大区域内部各相邻省份之间的FDI空间溢出效果并不显著,在研究时需要区别对待。建议制定差异化的FDI区域引资政策,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FDI空间溢出效应。     

海洋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系统耦合的实证分析

随着海洋产业的发展,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本文试图探寻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构造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的耦合元素指标,并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的耦合协调状态。研究表明,环渤海经济圈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正趋于转好,耦合发展类型由环境资源主导、海洋产业滞后型过渡到二者协调发展同步型,体现了两大系统的区域协同效应。     

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为例,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其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各个地级市的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并未实现理想上的等同,以滞后型的发展状态为主。2山东省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化的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城市类型以中、高度耦合城市类型为主,且时间序列上表现出显著提升;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度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趋势,表明了中心城市在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化耦合的发展上的辐射和带动作用。3山东省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化的协调度总体水平偏低,但时间序列上呈现提升的态势,总体状况趋于良性发展;协调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沿胶济铁路成带状分布,以济南市和青岛市为核心和端点,以胶济铁路为界线,北部区域的协调度明显强于南部区域。     

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比较研究

基于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1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收敛模型等方法,比较分析两大区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发现：(1)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均由失调发展状态转变为协调发展状态,长江经济带两系统具有更高的耦合协调度和更快的增长速率,引领作用显著。(2)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正逐渐减小,区域间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鸿沟正逐渐缩小,两系统耦合协调正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区域相对均衡发展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大区域的总体差异仍以区域内差异为主,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交叉重叠问题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的影响正在减弱。(3)两大区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长江经济带拥有较快的收敛速度,而黄河流域的收敛速度则相对较慢,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劳动力质量和对外开放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收敛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针对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特性,为两大区域提供差异化的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