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重塑——一个全球本地化新分析框架

高科技社会衍生"人为风险",西方发达高科技国家倡导新型风险沟通,而后发场域由于系统落差,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通过构建全球化高科技风险社会、全球本地化风险沟通的新分析框架,发现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面临着风险的社会放大、气泡结构、路径互动阙如、手段叠加、目标战略缺失、过程碎片化等迟滞困境。通过创新理念、吸纳型风险沟通、复合式路径、平衡化手段、连续统、政府学习和政府职能的"七位一体"再造,可有效重塑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推进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传统安全到现代风险——评《直面危机》

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社会的风险社会，风险理论认为，应对传统危机，人类设计出“警察型秩序国家”，但应对现代危机，则需要依靠“警戒型秩序国家”。     

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前瞻性治理特征

新兴技术这柄“双刃剑”虽然给国家带来新发展动能，但也同时引发诸多社会风险，如何化解新兴技术社会风险成为新兴技术治理面临的难题。前瞻性治理研究为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提供了一些思考，但是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和模糊，相关经验难以奏效。运用文本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聚焦治理主体、过程和结果3个要素，提炼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前瞻性治理特征，并在中国情境下检验其适用性。结果表明，公众参与结果纳入既定政策议程、否决权、新兴技术公众参与法律法规等前瞻性特征得到专家一致认同，认为它们是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必要条件。研究结论对提高新兴技术社会风险治理绩效具有一定理论启示。     

技术进步与秩序失调：我国技术时代的社会稳定风险起源

根据主客关系，将技术分为象征技术、治理技术、工程技术、生活技术，进而对4种技术进行论证，探讨其理论意蕴。我国技术发展指导哲学经历了人民意志论、务实的实践理性、有机论的实践理性3个阶段，不同阶段4类技术地位不同，但总体上不匹配。技术进步具有双面性，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原因不仅在于其直接负面效应，更深层次的是4类技术不匹配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包括文化结构去认同化、治理结构去权威化、社会生活结构物欲化，上述损害是对社会秩序的“蚁穴式蚕食”。社会稳定的核心在于4类技术相互匹配与动态均衡。从技术风险到技术秩序需要着眼于明确象征技术、系统化治理技术、重塑生活技术理念3个途径。     

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

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研究,以高效治理范式促进新兴技术良性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通过阐释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剖析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具体样态、生成缘由和管理问题,运用协同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和治理范围出发,提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实施路径,为有效应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风险问题,着力提高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效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脉路及展望——基于2018—2021年CNKI的计量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创新。文章运用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脉路与趋势，目前国内有关市域社会治理核心文献研究不足，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但已具有一定数量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作者。通过对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认知的梳理，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与中国之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四个方面；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各层级治理主线中，经历“理论创新-顶层设计-实践探索-地方立法”的演变脉路，折射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治理逻辑。从研究趋势来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挖掘“治理节点”，依托敏捷治理、治理体系优化和构建为手段驱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研究热点。     

构建基于风险沟通的社区警务新模式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醒着我们的现代社会正处于向高风险社会转变的边缘,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公众对于公共安全的需求不断提高,而公安部门作为责任主体所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风险社会理论起,就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从风险沟通入手,结合目前我国社区警务的发展方向,将风险社会理论在警务实践中发挥作用,解决现有社区警务在沟通方面存在的不足,推动风险社会理论中国化.     

重建信访政治——超越国家“访”务困境的一种思路

当前,中国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并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访”务困境同信访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1978年后,国家逐步弱化信访的政治动员功能,并确立了基于“维稳”原则的工具化治理策略,致使信访由社会治理的手段演化为被治理的对象,从而陷入利益收买与行政压制的尴尬两端.在社会转型与政治生态充满弹性的背景下,“去政治化”带来信访的政治“掏空”效应,而泛政治化、民粹主义等思潮可能乘虚而入,演化成为访民的心理支持系统,从而实现反向的政治动员并带来巨大社会风险.应当在回归信访制度的经典设计、恢复和创新群众观念的基础上,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依法规训信访行为,从而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     

“互联网+”经济风险治理

“互联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行动计划,理性认识“互联网+”经济风险性,应建立互联网之上的政府治理体系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引导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经济转型、产业模式创新;关注“互联网+”经济现实风险,注重应用治理技术研究,实现政府经济治理技术系统构建,推动国家社会、企业多元创新发展实现风险共治.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社会风险——基于P区房屋拆迁政策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各种形态的社会风险呈现相互交织、此起彼伏的态势。作为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在社会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时间、多属性治理、层级治理和社会支持网络四个维度,运用多案例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执行过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机理,并提出完善我国政策执行模式,防范社会风险的政策建议。     

“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城市空间中的网络联盟：转型期中国城市治理的路经选择

合作主义理论特别重视协调与整合，这一理论基点恰好顺应了转型社会尤其是政府主导的转型社会的根本需求，从而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理论诉求。面对个人“原子化”、社会“破碎化”等矛盾重重的城市社会现实，本文首先论证了中国语境下合作主义的正向维度，然后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做法，提出了当代中国转型期城市社会治理的路径：建立城市空间中的网络联盟。在网络联盟的框架下，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参与、协商、协作，改善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实现转型期城市的“善治”。     

诉源治理的全球视野：比较经验与中国反思

诉源治理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代表着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一种制度性努力。文章运用比较历史分析，通过对世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发展线索的考察，试图拓展我国诉源治理发展动因的世界视野。研究发现，不同的历史阶段ADR的发展面向与运行特征各异，当前ADR体系叠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经验。世界ADR进程轨迹也给我国诉源治理提供了发展参照：即制度定位和发展向度趋向复合，治理方式和实现手段趋向多样，制度建构和政策旨向趋向规范，制度借鉴和功能移植具有条件性，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趋向共治。诉源治理不仅延续着我国的政法传统，也回应参照着世界ADR的发展潮流。     

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归因及治理体系研究

人工智能在迈向产业化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但同时也会引发风险危机和治理挑战，给创新生态系统稳健发展带来极大隐患，亟需对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进行深入探讨。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治理议题，根据风险诱发属性，将其归结为内生性风险（数据风险、算法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算法歧视、算法滥用），并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原则和治理路径3个方面建立风险治理体系，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主体构成以及形成的多层次群落结构，分析和归纳出风险治理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并详细揭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的具体治理路径，旨在为降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启示。     

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逻辑

农村社会风险问题错综复杂,其治理过程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因此,应该对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明晰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五个基本逻辑:整体思维、生存伦理、发展导向、全面反思和以县为主,以便理清农村社会风险治理实践的思路,提高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效能.     

“韧性治理”视角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逐步成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通路，采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对“韧性城市”的相关评价指标探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从“韧性治理”视角提出要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多元协同参与机制、可持续化的社会心理服务建设保障机制和融入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机制，以增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更具韧性的内生表现。     

公众参与纳米技术风险沟通意向认知因素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纳米技术风险沟通的行为意向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将传统技术风险认知评价模型构成分为科学素养维度、信息感知维度和信任维度3个层面,衡量公众纳米风险认知程度,并构建了公众参与纳米技术风险沟通意向概念模型。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Smart分析,获得了公众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路径模型,验证了公众对纳米技术的风险认知与公众参与纳米技术风险沟通意向之间的关系假设,可为纳米风险治理中有针对性地提高公众参与度提供理论支持。     

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通过对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理论发展的梳理,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需求,界定了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法律框架下,尊重文化传统,遵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通过行政管理、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和方式,最终实现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同保护的过程。系统回顾了70年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实践历程,对照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新内涵、新特征,指出差距：治理主体上,社会参与制度不完善,多元协同治理理念流于形式;治理手段上,片面强调行政手段,经济激励手段远远不足;治理结构上,传统模式下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机制上,“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海洋渔业资源永续发展要求;治理功能上,“发展优先”根深蒂固,对海洋渔业资源服务功能多样性的保护不足。     

我国特大城市风险治理研究之研究

加强特大城市风险治理研究,探索防范和化解风险之道,对于促进特大城市韧性发展,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从特大城市风险治理的意义、风险治理的主体、风险的诱发因素、风险防控的技术手段以及风险治理具体路径等方面出发,对完善特大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进行了探讨,旨在为提升特大...     

财政支持农业巨灾风险分散--基于国际经验与现实国情的综合考量

农业巨灾风险分散体系是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财政支持农业巨灾风险分散不可或缺。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梳理我国“北京模式”、“安徽模式”、“江苏模式”、“浙江模式”的实践经验,揭示出再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风险证券化和政府财政最后支持是其应对农业巨灾风险的共性。进而提出我国财政支持农业巨灾风险分散体系的路径选择,如行政化和市场化相结合,撬动资本市场资金参与;建立与多层次的巨灾分散机制相对应的财政支持体系等,以期为我国财政支持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提供依据和借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