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与唐代商业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梳理,本文把唐诗作为切入点,以诗见史,具体论述了唐代商业的繁荣与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生活的苦与乐、商人的情感生活与商妇怨以及酒商与文人诗酒风流等四个问题。     

论韦应物的隐逸诗

“哀怨伤感”是中唐诗人韦应物隐逸诗的主要特色,本考察韦应物生活的特定的社会背景以及独特的生活遭际与仕宦生涯,探讨构成其诗歌特色的潜在原因。     

唐代闺情宫怨诗的代言与寄托特色

唐代闺情宫怨诗的创作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男子代女子抒情表意的,即运用了代言体。与此同时,有些诗歌还寄托了诗人难以直接言说的隐衷。     

雾·街道·哈姆雷特——非个性化理论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体现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艾略特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该诗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独创性,不仅确立了诗人之后的创作风格也是其诗学理论的具体体现。非个性化理论作为艾略特诗学理论的核心,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首诗中有着全面的运用和体现。诗人以意象、典故、戏剧场景等艺术手法,通过客观对应物统一了思想和感受,实现了诗歌的非个性化。全诗通过刻画普鲁弗洛克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怯懦与彷徨。     

浅论汉代诗歌对《楚辞》的接受

《楚辞》在汉代影响深远。汉赋脱胎于《楚辞》一体,汉代诗歌亦深受《楚辞》影响。骚体诗创作十分普遍,而对《楚辞》其他方面也有接受。本文试从汉代诗歌出发,从骚体诗的仿作、《楚辞》诗句的化用、《楚辞》意象的学习,以及浪漫主义风格与"骚怨"精神的继承等方面,浅论汉代的《楚辞》接受情况。     

中唐诗风的转变及其对宋诗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唐诗风的分析,指出中唐诗于初盛唐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并对整个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说明中唐诗风的转变和＂宋调＂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站在诗歌史的高度上讲,唐诗宋诗均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阶段,我们以中唐为转折点,分析宋诗的形成,也体现了诗歌史的连续性。     

诗作别用摭谈

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们就很少注意诗歌的别的用途.其实,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前人的诗话以及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就会发现诗的作用远非如此简单.诗歌,有时可以帮助警方破案,有时可以救国;诗可以用于军事,可以让人仕途得意;诗可以使人仕途坎坷,甚至命归黄泉;诗还可以使人免祸,又可以帮人了却官司;诗除了给人带来盛名,还可以促成爱情,成就姻缘;诗可以用来作为杀人的借口、求生的资本;诗又可以为民减负,可以作为拒贿的盾牌;诗还可以用来告状,还可以有助于产品推销;诗可以有用于产品推销,还可以用于表扬、批评和规劝.     

论宋诗以俗为雅的审美特征

宋代诗人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命题,以俗为雅的审美特征把雅俗相融,以雅化俗;情景交融,以理化俗;典故入诗,以趣化俗作为表现形式。以俗为雅受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较大,在开拓诗歌题材范围,推动俗文化发展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商隐与中国诗学传统(上)

李商隐是唐代诗坛上影响深远也颇具争议的人物,对李诗的解读与评价历来为学人所关注.本文将李商隐及其诗作置于中国诗学传统的广阔背景进行考察,指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分别继承了“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两大传统,把诗可以怨发展为诗可以感伤,将美刺比兴发展为比兴兼融.以比兴兼融的艺术来抒写感伤的心境是李商隐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其诗作独具魅力和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略论新诗用典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文章在提出翔实的统计数据和文献的基础上，指出用典是新诗的一种普遍情况。而目前对新诗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空白点。同时，由于西方典故和现代的典故都是古典诗歌所不具备的，新诗对这两种典故的运用给自身带来了不同于古典诗歌的新因素，因而对其进行归纳研究将极具价值。     

杨士弘《唐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明代刊刻唐诗选本的风气很盛，重要的唐诗选本的选诗宗旨及规模架构又刺激了明代诗论的发展。而要论及唐诗选本在明代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杨士弘的《唐音》。《唐音》是一部及其有特色的选本，后人高儒之、高楝、李东阳等都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在探讨《唐音》的编选目的、体例后，我们可发现它对于“专取乎盛唐”标准的坚守及“格调”与“世变”相结合的双重构建模式。     

王安国诗歌略论

王安国在当时颇负盛名，但后世却少人问津，以致于文集散佚。现在我们只能从《瀛奎律髓》的选诗和方回的评价来分析王安国的近体诗，由此得出王安国的律诗融合了宋初昆体的雍容富丽和白体的畅达闲适又参以杜诗的句法，形成了自己富丽闲雅的诗风。而从其几首古体佚诗中，又可看出王安国长于议论的宋人格调，及其反映现实的一面。总的来说，王安国是宋诗从新变到成熟的历程中一个过渡性人物之一，通过对其诗歌的分析为宋诗的发展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缘情绮靡彩色婉丽——评《国秀集》的选诗标准

庸人选唐诗在唐代是一种风尚,其总数达100多种,流传至今的仅十数种,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河岳英灵集》、《箧中集》等,对《国秀集》则较少关注。本文考察了《国秀集》的编纂与流布情况,并从具体作家作品的入选以及诗歌的体裁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集的选录标准是“缘情绮靡,彩色相宣,风流婉丽”。从而对某些关于《国秀集》的微词进行了辩驳。     

朱彝尊论明代主要作家和群体

文章认为，朱彝尊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以李梦阳为主，其诗学追随者为辅的诗学流派，进一步刻画了他们之间的诗学传承关系；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公安派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以公安派为解散沉疴之良药，而以前七子派为诗学正宗。朱彝尊对公安派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态度与钱谦益形成鲜明对比；以《诗经》和唐诗及前七子为正的诗歌发展观，是他论明代诗歌的理论准绳；对复社、几社等诗歌团体诗人的研究也富有新意。     

性灵出万象 风骨超常伦——读王向峰的《云斋守望》

王向峰的旧体诗集《云斋守望》,遵循"平水韵"格式写律诗,诗语清新流畅,诗情真挚浓厚,深得唐诗风致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滋养,使旧体形式表现当代情思而毫无滞碍。不论是律诗还是绝句的创作,皆中规中矩而不显镣铐的束缚,足见学者之诗特有的审美表现功力。     

论王维山水诗创作

王维以轻松自如的创作心态和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 ,艺术地表现出自然山水的神韵和诗人的审美体验。随着审美体验的逐渐深化 ,其山水诗分别达到欣赏、移情和融入山水等三种境界。描摹山水的意境风格 ,以画入诗的艺术表现 ,使诗人的山水诗成为其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型。     

唐诗中的长安文化

长安帝京文化的形成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和地理因素。在唐人的诗歌中,长安不仅是古代皇权的象征,也是农业文明的投影。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了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唐诗还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作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唐诗以特殊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唐代长安城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通过唐诗这面真实的社会镜面,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画面。     

在诗与画的文本间创造——谈林声的题画诗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于画上题诗源远流长,屈原的《天问》可认为是可证的源头;自六朝以至唐宋以后,则屡见不鲜。林声是诗文书画并作的艺术家,而作画又自题诗,并专成一本自题画诗集则于史少见。以林声的题画诗为例,将题画诗的意义概括为三点:追求艺术的转体之妙,借画创生诗意和衍生为别具意义的独特创造。在题画诗研究方面提出中西题画诗的比较论。     

唐诗中的长安文化

长安帝京文化的形成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和地理因素。在唐人的诗歌中,长安不仅是古代皇权的象征,也是农业文明的投影。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了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唐诗还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作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唐诗以特殊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唐代长安城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通过唐诗这面真实的社会镜面,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画面。     

唐宋钦州流人与诗歌考

近年来对广西北部湾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钦州作为广西北部湾的重要城市,在唐宋时期就有许多官宦文人流放至此,他们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为钦州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一直以来却没有对这些流放的官宦文人进行考究,笔者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舆地纪胜》、《建炎纪年要录》、《全唐诗》、《全宋诗》等文献,爬梳考究后认为唐宋流放至钦的官宦文人共30人,相关诗歌34首,希望本文所得之结论给钦州文化研究带来帮助。